李宗仁、白崇禧主張抗日,一方面是出自愛國良知,有其真心的一面;另一方面,不可否認他們有借抗日擴充軍隊,鞏固地盤和實力之嫌。李宗仁自己說過:“我們組織學生軍的目的,是培養(yǎng)下級軍政人員,真正的出兵抗日談何容易?”他擺出了重重困難:“廣西沒有幾架飛機,全省收入很少,多年來艱苦奮斗,建設廣西經濟還有不少困難,除非全國各省響應和一致要求南京抗戰(zhàn)。否則,我們怎么有能力通過中央軍的防區(qū)而北上抗日?”面對困難,信心不足,結果可想而知。
在兩廣與蔣介石的對抗中,形勢在悄悄發(fā)生變化。7月,被蔣介石收買策反的廣東將領,逼迫眾叛親離的陳濟棠出走香港,廣東撤出戰(zhàn)局,使桂系單獨對戰(zhàn)國民黨中央軍,顯得更加勢單力薄。李宗仁、白崇禧一面強撐應戰(zhàn),一面尋求和解。此時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侵略的步伐,全國人民呼吁“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在這種情況下,8月蔣桂雙方代表在廣州、香港、南寧等地頻繁接觸,尋求和解辦法。
謝和賡利用職務之便,不斷宣傳抗日思想,抨擊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利用一切機會,宣傳“以局部抗戰(zhàn)推動全面抗戰(zhàn)”的思想,在廣西社會各界和桂系軍隊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這樣不遺余力地進行抗日宣傳,是想通過影響廣西再波及全國,使全國各省的軍政當局督促南京政府改變不抵抗的消極政策。
“土共”釋疑 長信促駕
國民黨始終把共產黨看成心腹之患,抗戰(zhàn)爆發(fā)后盡管出于全國民眾的壓力,他們的反共立場有所收斂,但清共一直在進行,只不過由過去的公開轉為秘密進行而已。
有一次在民團干校會上,一向對謝和賡很信任的李宗仁,突然向他發(fā)難。當著該校許多師生的面,李宗仁公開說:“謝和賡到處宣傳所謂局部抗日,說什么‘以局部抗戰(zhàn)推動全面抗戰(zhàn)’,這完全是共產黨宣揚的那一套。我看他就是一個十足的共產黨,是個地地道道的‘土共’!”李宗仁還說,謝和賡不把廣西的領袖放在眼里,不經領袖同意就自作主張,大講什么“以局部抗戰(zhàn)推動全面抗戰(zhàn)”,這種思想是錯誤的。
被李宗仁點名指責是“共黨”,謝和賡吃驚不小,深感大事不妙。他與宣俠父秘密碰頭,分析自己是否暴露并商量對策。經過仔細冷靜的分析,他認為李宗仁一向很器重自己,罵自己是“土共”,至多是懷疑,因為他并沒有確鑿的證據。那么為什么會遭到李宗仁的懷疑呢?作為中共潛伏人員,這個問題是要深思的。很可能是因為他宣傳的“以局部抗戰(zhàn)推動全面抗戰(zhàn)”等主張,和共產黨的抗日主張?zhí)咏?。如果是這樣引起的,那還不難向李宗仁解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