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五卅慘案”發(fā)生后，北方的外國報紙歪曲事件性質，污蔑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是“團匪事件以來未曾有之國際問題”。并且企圖用中國內部的“黨爭”、“盲目排外”、“赤化”等誹謗“五卅運動”的愛國主義性質，轉移人民的視線，為擺脫罪責和制造新的事端提供輿論支持。一些有軍閥背景的報紙也為軍閥政府和西方列強說話，還有一些報紙為求得生存，不敢對事件進行報道和評論。但是，《京報》對“五卅慘案”表示了極大的同情，對帝國主義表示了強烈的憎恨。從接到消息的6月1日起，連續(xù)20多天整版報道五卅運動。在標題制作、版面設計突破陳規(guī)，還集中運動消息、通訊、特訊、評論、社論、?？?、特刊、照片以及廣告等多種形式報道評論“五卅運動”，支援上海的工人、學生及市民?！拔遑\動”持續(xù)到9月底，《京報》的報道一直持續(xù)到10月才結束。

在聲援“五卅運動”期間，邵飄萍撰寫了大量的評論文章。邵飄萍的評論是《京報》的靈魂和脊梁。一個月之間，他連續(xù)發(fā)表了二十余篇評論，有5天，竟然一日之內發(fā)表兩篇。慘案發(fā)生的第四天，邵飄萍在《愿國民注意根本問題》一文中，鮮明地提出了五卅運動發(fā)生的根本原因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他認為，如果不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個根本問題，五卅運動即使能逼迫帝國主義做出某些讓步，我國政府即使能獲得一時的勝利，卻仍然不能保證不會再次發(fā)生類似的慘案。在他看來，應該以此為契機，發(fā)動全國更大規(guī)模的廢約反帝運動：“愿我國民其勿舍本而逐末，勿有始而鮮終，永久認定最后目標，合全國而為大規(guī)模之運動。須知不共戴天之仇，亡國滅種之敵，即此不平等的條約是也。”

在與帝國主義作斗爭的過程中，邵飄萍深深感到，帝國主義不僅從經濟、政治上進行壓制，還壟斷中國的對外宣傳，在輿論上對中國進行鉗制，使世界無法了解“五卅慘案”的真相，更無法知曉西方列強在中國國內的胡作非為。為此，邵飄萍呼吁國內各民眾團體和社會各界重視對外宣傳問題，并提出了對外宣傳的目的、指導思想和具體辦法。號召各界向國外同行呼吁，并提出由最活躍、最富有朝氣的學界、教育界打開對外聯(lián)絡的渠道。他的促全球各界大聯(lián)合，爭取國際力量同情、聲援中國人民正義斗爭的思想，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基本利益。

北方革命運動的不斷壯大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為了對付革命運動，美日帝國主義加強勾結，公然支持奉系軍閥進攻國民軍，干涉中國內政，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人的領導下，北京各界5千人聚集天安門前，召開示威大會，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到段祺瑞執(zhí)政府前請愿。下午一時左右，衛(wèi)隊開槍射殺請愿群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