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意味著讓人體驗一些（但不是太多）壓力，以喚醒他們的潛力。但同時，他們也需要得到保護，以免受到嚴重危險的傷害—你要忽略小的危險，專注于保護他們免受嚴重傷害，請注意，只需關注嚴重傷害。這種策略可以應用到社會政策、醫(yī)療保健和更多的領域。

我們在古人的傳說中也發(fā)現(xiàn)了類似的想法：意第緒諺語中就說“做好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情況總能水到渠成”。這句話聽起來平淡無奇，但事實上卻并非如此：只要觀察一下就知道，人們往往做最好的打算，而希望僥幸逃脫最壞的結果。我們有充分的證據(jù)證明，人們反感小的損失，但對非常嚴重的“黑天鵝”風險（他們往往會低估）卻毫無反應，因為他們往往會為小的可能的損失投保，但卻忽略了大的罕見的損失。

遠離黃金中間地帶

現(xiàn)在，讓我們繼續(xù)探索杠鈴策略。這世界上有很多中間地帶并非“黃金地帶”，因此完全適用杠鈴策略（最大限度的安全加上最大限度的投機）。

讓我們以文學作家為例，這是所有職業(yè)中最無法妥協(xié)的、最具投機性的、要求最高、風險最大的職業(yè)。法國文學作家和其他歐洲文學作家都有一個傳統(tǒng)，就是謀一份閑職，比如最無職業(yè)壓力的公務員，不需要動多少腦筋，但工作很穩(wěn)定，這種低風險的工作在你離開辦公室之后就不會再想起，所以下班后，這些作家就利用業(yè)余時間寫作，根據(jù)自己的標準寫任何他們想寫的東西。法國作家中，學者的人數(shù)非常少。而美國作家則不同，他們往往都從事媒體或學術工作，這使得他們受制于系統(tǒng)，也破壞了他們的寫作靈感，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還生活在持續(xù)的焦慮和壓力下，這確實嚴重地干擾了他們的靈魂。美國作家寫的每一行文字都是按照別人的標準，就如妓女一樣，抹殺了內(nèi)心深處真實的感受。而另一方面，從事閑職兼寫作則是一個相當有效的模式，僅次于享有經(jīng)濟上的獨立性，甚至比享有經(jīng)濟上的獨立性更強。例如，偉大的法國詩人保羅·克洛岱爾、圣瓊·佩斯和小說家司湯達都是外交官；許多英國作家都是公務員，特羅洛普是郵遞員，卡夫卡受雇于保險公司。更有趣的是，斯賓諾莎是鏡頭制造商，因而他的哲學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學術思想的侵蝕。當我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時，我就認為從事真正的文學或哲學職業(yè)的自然方式，就是像我的許多家庭成員一樣，以懶散的、愉快的、要求不高的外交家為職業(yè)。奧斯曼帝國的傳統(tǒng)是啟用東正教徒作為使者或大使，甚至外交部部長，這個傳統(tǒng)一直為黎凡特地區(qū)所保留（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就曾擔任外交部部長），只不過后來勢頭轉變，開始對基督教少數(shù)派不利了。我則成了一個交易員，但也能在空余時間里從事寫作，讀者可以看到，我寫作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杠鈴式商人–學者模式是很理想的，從下午三四點我離開辦公室到第二天上班的這段時間，我都會將白天的工作拋諸腦后，完全自由地從事我認為最有價值和最有趣的工作。而當我試圖成為一個學者時，我卻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囚犯，被迫服從別人的那種不嚴謹?shù)?、自我宣傳的計劃?/p>

職業(yè)也是可以分階段的：先做非常安全的工作，隨后從事投機性較強的工作。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為自己找了一份非常安全的工作—圖書編輯，他也被認為是一名非常優(yōu)秀的編輯人員。然后，在工作了10年之后，他離職從事一個投機性很強、風險很高的職業(yè)。這也是切切實實的杠鈴模式：如果他投機失敗，或無法實現(xiàn)預期的滿意度，他完全可以回歸老本行。這就是塞內(nèi)加選擇做的：他起先過著非?；钴S的、充滿冒險的生活，隨后哲學式地隱退，開始寫作和冥想，而不是從事混合這兩種工作的“中間”模式的工作。許多像蒙田一樣從“行動者”變成“思想家”的人，也采取了這種階段性的杠鈴模式：先是埋頭行動，隨后埋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