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旦人們創(chuàng)造了被稱為“我們”的類別，他們便會穩(wěn)定地將其他人看作“與我們不同的人”?！拔覀儭钡木唧w含義可以在瞬間發(fā)生改變：“我們”理智的中西部人與“你們”華而不實的沿海人；“我們”豐田普瑞斯用戶和余下的“你們”那些耗油大王；“我們”波士頓紅襪隊球迷與“你們”洛杉磯天使隊球迷（在此隨便挑選一個例子）。“我們”可以在實驗室里用1分鐘的時間創(chuàng)造出來，就像亨利·塔杰菲爾和他的同事們進行的一項經典實驗中，那些英國男學生們身上所展現的。27塔杰菲爾向那些男孩出示了帶有不同數量圓點的幻燈片，并讓他們推測圓點的數量。他隨意地告訴其中一些學生他們所說的數量估計過高，而告訴另外一些學生他們所說的數量估計過低，隨后要求所有男孩完成另外一項任務。在這一階段，他們有機會給其他屬于過高估計或過低估計的男孩打分。盡管每個男孩都在自己的小隔間里單獨工作，但幾乎每個人都給他認為與自己的估計值相同的男孩（某個過高估計者或者過低估計者）打了高分。當男孩們從他們的小屋里走出來時，另一些男孩會詢問他們：“你們是哪一組的？”答案會讓同屬一組的孩子歡呼，而讓另一組孩子發(fā)出“噓”聲。

顯然，與所駕駛的汽車類型和我們所能猜到的幻燈片上的圓點數量相比，“我們”的某些類別對我們身份的認同更為重要：性別、性征、宗教、政治傾向、種族、民族。如果感受不到自己從屬于某個會賦予我們生命意義、身份認同、目標導向的群體，我們便會感到自己就像松散地漂浮在茫茫宇宙中的石雕，而這種感覺是難以容忍的。因此，我們會努力維系這種從屬關系。進化論心理學家主張，民族優(yōu)越感（認為我們自己的文化、民族或宗教是最優(yōu)秀的）通過強化我們與初級社會群體的聯系從而使我們得以生存，并促使我們心甘情愿地為他們工作、戰(zhàn)斗，甚至付出生命。當天下太平的時候，人們會對其他文化和宗教相當寬容。甚至會對異性也相當寬容。但是，一旦人們感到憤怒、焦慮或者受到威脅，他們預設的立場就會激活固有的盲點。我們固然擁有智力和深厚的情感這些人類的特性，但是它們也會變得麻木，它們就像哭鬧的嬰兒，并不知道喜愛、羞愧、悲傷或悔恨的含義。28

正因如此，我們才感到那些與我們相同的人更加親近。但是，至關重要的是，由此我們可以為自己對待他們的方式進行辯護。人們習慣于認為是定型導致了歧視，例如阿爾·坎帕尼斯相信黑人缺乏成為管理者的必要素質，所以拒絕雇傭他們。但是認知失調理論表明，連接態(tài)度和行為的路徑會從兩個方向起作用。通常是歧視導致了自我辯護的定型：阿爾·坎帕尼斯缺乏說服道奇隊率先雇傭一位黑人經理的意愿和魄力，因此他為自己做不到這一點而辯護，以使自己確信黑人根本不能勝任那項工作。同樣，如果我們已經將另外一個群體的成員當作奴隸，剝奪了他們正常的教育或工作，將他們排斥在職業(yè)范圍之外，或者否定他們的人權，那么我們便會利用有關他們的定型來為我們的做法辯護。通過讓自己確信他們是毫無價值的、不可教化的、無能的、沒有天賦的、邪惡的、不道德的、愚蠢的，甚至是低等的，我們便不會因為對待他們的方式而產生負罪感以及不道德感，而且我們理所當然地不會感到對他們持有偏見。我們甚至會喜歡他們中的一些人，只要他們清楚自己的位置不在這里，不在我們的俱樂部、我們的大學、我們的工作崗位、我們的鄰里?？傊?，我們必須利用定型來為行為辯護，否則我們便會感到與我們同樣的人或者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國家很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