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文化不僅僅是超級市場，讓我們依照自己的喜好各取所需。一方面，現代消費社會和娛樂業(yè)形成的匯合型全球文化可能已經成為我們所有人生活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在后工業(yè)化的信息時代，教育，這里指中學、大學和大學以后的教育，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無論在國家內部還是在世界范圍，它在技術方面以及階級的形成中都是一個團結性的因素。在互聯(lián)網上無國界的市場中，具體團體的次級文化，哪怕是最小的團體文化，都能建起自己的文化舞臺和除它們自己以外沒人感興趣的媒介，比方說新納粹變性人，或欣賞卡斯帕·大衛(wèi)·弗里德里希的伊斯蘭教徒。然而，決定社會的財富和權力落入誰手的教育制度卻不能由后現代的玩笑來確定。需要制訂一套針對青年的教育綱領，對象應不僅是一國之內或一個文化圈內的青年，而是全世界的可造之才。這至少在知識文化的一個特別領域中保證了知識和文化價值觀的某種普遍性，規(guī)定了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應該知道的一套基本的東西。貝多芬、畢加索和《蒙娜麗莎》這些名字不可能從21世紀的一般性知識中消失。當然，這套基本的“一般性知識”也不會像50年前那樣僅限于某個地區(qū)。參觀馬丘比丘、吳哥窟、伊斯法罕和印度南部的廟宇城市將同訪問威尼斯和佛羅倫薩一樣，成為教育的一部分。至于會不會出現很多以老的藝術形式——文學、繪畫和音樂——創(chuàng)作的新的世界經典，我在這里不想談及這個問題。

這個不斷運動結合，復雜而多方面的新世界是否有希望帶來我們這個排外的時代所嚴重缺乏的人與人之間的親善呢？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答案也許能從世界各地的足球場上找到。足球這個最全球化的運動同時又是最國家性的。對今天的大多數人來說，代表著“民族”、國家、“我們自己人”的是足球場上的11個年輕人，不是領導人、憲法和軍隊。國家足球隊看起來是由本國國民組成的，但我們都知道，那些百萬富翁球員一年中只有幾天為國效力。他們的主業(yè)是做報酬豐厚的跨國雇傭軍，幾乎全部在外國踢球。一個國家的公眾每天歡呼的球隊是由來自不知多少國家和種族的球員組成的，換言之，他們是世界各地公認最好的球員。最成功的足球俱樂部有時頂多只有兩三個本國的球員。就連球迷中的種族主義者也覺得這種情形無可厚非，因為他們想自己的球隊贏球，哪怕球隊在種族上已經不再純粹。

法國是幸福的國家。它幸福，因為它向移民開放，不在乎公民的族裔。它幸福，因為它能從非洲人和非裔加勒比人、柏柏爾人、凱爾特人、巴斯克人和東歐及伊比利亞移民的后代中選拔國家隊隊員。它幸福，不僅因為它贏得了世界杯，而且因為今天法國人——不是知識分子和反種族主義的主力，而是發(fā)明了并仍體現著“沙文主義”這個詞的法國大眾——宣布他們最好的球員、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移民的兒子齊達內（Zinedine Zidane）為“最偉大的法國人”。我承認，這基本上仍未遠離各民族皆兄弟這一舊時的理想，但它與德國新納粹的惡棍和卡林西亞州州長指約爾格·海德爾，曾是奧地利極右翼自由黨黨魁，支持納粹，反對外來移民?！g者注的觀點完全不同。如果對人的判斷不靠膚色、語言、宗教這類因素，而是看他們的才能和成就，那么就有理由抱有希望。我們確實有理由抱有希望，因為歷史是向著齊達內的方向，不是約爾格·海德爾的方向發(fā)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