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西湖，蘇州邊上的太湖當時大部分也屬于吳越國。太湖大，因此他又向太湖派出了七千多個“撩湖兵”。太湖直到今天還在蔓延的同類生態(tài)災(zāi)難，錢镠在一千多年前就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除了太湖，他還疏浚了南湖和鑒湖。

總之，他與水“摽”上了，成了海水、湖水、江水的“冤家”，最終又成了它們的“親家”。

治水是為了建城。錢镠對杭州的建設(shè)貢獻巨大。筑子城、腰鼓城，對城內(nèi)的街道、房屋、河渠進行了整體規(guī)劃和修建，又開發(fā)了周圍的山，尤其是開通慈云嶺，在錢塘江和西湖之間打開了一條通道。此外還建塔修寺，弘揚佛教，又對城內(nèi)和湖邊的各種建筑提出了美化要求。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錢镠還非常注意屬地的安全，避開各種政治災(zāi)難，以“保境安民”為宗旨。他本有一股頑潑的傲氣，但是不與強權(quán)開戰(zhàn)，故意看小自己、看大別人，一路秉承著“以小事大”的方針，并把這個方針作為遺囑。到了他的孫子錢俶，北方的宋朝已氣勢如虹，行將統(tǒng)一中原，錢俶也就同意把吳越國納入宋朝版圖。這種方略，既體現(xiàn)了一個小國的智慧，又保全了一個大國的完整。

而且，也正因為這樣，安靜、富足、美麗的杭州也就有了可能被選定為南宋的國都，成為當時中國的首席大城市。

錢镠這個人的存在，讓我們對中國傳統(tǒng)的歷史觀念產(chǎn)生了一些疑問。他，不是抗敵名將、華夏英烈，不是亂世梟雄、盛世棟梁，不是文壇泰斗、學界賢哲，因此很難成為歷史的焦點、百世的楷模。他所關(guān)注的，是民眾的福祉、一方的平安、海潮的漲落、湖水的濁清。為此，他甚至不惜放低政治上的名號、軍事上的意氣。

當中國歷史主要著眼于朝廷榮顯的時候，他沒有什么地位；而當中國歷史終于把著眼點更多地轉(zhuǎn)向民生和環(huán)境的時候，他的形象就會一下子凸顯出來。因此，前些年我聽說杭州市鄭重地為他修建了一座錢王祠，就覺得十分欣慰，因為這也是歷史良知的一項修復工程。

四

杭州實在是太幸運了，居然在這座城市成為南宋國都之前，還迎來過一個重要人物，那就是蘇東坡。

蘇東坡兩度為官杭州。第一次是三十多歲時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五十多歲時任杭州知州。與白居易一樣，他到這座城市里來的時候也沒有顯出曠世詩人的模樣，而是變成了一位徹徹底底的水利工程師——甚至，比白居易還徹底。

他不想在杭州結(jié)詩社，開筆會，建創(chuàng)作基地，辦文學評獎。他甚至不想在杭州寫詩，偶爾寫了一首“水光瀲滟晴方好”，在我看來只是一個尋常的比喻，算不得成功之作。他僅僅是隨口吟過，根本不會放在心上。他那憂郁的眼神，捕捉到了西湖的重大危機。如果一定要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那么，這位美女已經(jīng)病入膏肓，來日無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