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讀初三的時候，由于阮阿姨（名叫阮素芬）的關系，我們家分了一套新的公房。阮阿姨是我們家的鄰居，當時在街里的房管所工作，可能在分配房屋方面具有一定的決策權，所以，我們才托她的福分了一套新居。以前住的房子太小，我們一家四人（母親、我和兩個哥哥）住在里面非常擁擠。新分的房要寬敞得多（兩個方正的寢室，外帶一個廚房），位置在米市巷133號，就在現在樂山職業(yè)高中的旁邊，離關帝廟大約一兩百米。

那是一幢二層樓的以石灰水泥夯墻的樓房，共住了24戶人家，上下各12戶。我們住在二樓朝東的當頭，正對關帝廟的方向。在當時能住上這樣的房子，也算真夠“洋盤”，真夠牛掰。

搬到那兒只讀了半年初三，我就意外地升入了高中。說意外，是說就當時的情況而論，我是不大可能升高中的，因為當時升高中的名額特別少，尤其是男生。就拿我們班來說，男生的升學率可能只有13%。當時我們班30名男生，升高中的只有四名。除我之外，其他三名分別是：黃小潮（這家伙是班上唯一一個沒有滿法定17歲而獲準上高中的人），方明全（外號方娃兒，這小子是駐樂山一中工宣隊隊長的兒子）和廖元義（外號僵疤，可能因額頭上有塊傷疤而得名。此哥們兒是學校教工子弟，其父是一中的物理老師）。從這幾人的情況（家庭背景、社會關系）看，的確當時上高中非常困難，相比而言，我什么也不是，所以說，能升高中真可謂意外，也算幸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班兩個特別優(yōu)秀的男生（都是我的好朋友）湯一凡和唐旭當時都沒有升上高中。不過，他們在1977年的首次高考中雙雙直接考進了大學。前者目前是樂山市環(huán)保局局長，后者目前是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院院長。

進入高中后，我覺得我的思想變化很大。盡管住進了新房，但還是不愿意和我的兩個哥哥住在一起（新房是兩間房，我母親單獨住一間，我們三弟兄合住一間）。我不知道他們當時的感覺如何，反正，和他們住在一起，我感到特別別扭，渾身極不自在。我想單獨擁有一個房間，一個屬于自己的獨立空間。之所以有這一強烈愿望，我想主要源于兩個原因：一是當時三人合住的環(huán)境；二是受到高爾基《我的大學》和巴爾扎克《驢皮記》的影響（因為這兩本書里都有關于主人公小房間、小閣樓的精彩描寫）。巴爾扎克描寫拉法埃爾在他的小閣樓讀哲學的那一段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不僅想擁有一個單獨的房間，而且還想擁有一個可以同時用作書房的私人空間。

這種愿望在我家搬到米市巷的時候就開始萌發(fā)了，只是進入高中后，它變得越來越強烈，越來越緊迫，成了我日常生活中朝思暮想、思想中頻頻閃現的重大主題，甚至可以說，成了我意識中的一個情結、靈魂中的一種颙望。但僅憑當時樂山的環(huán)境、我們家的條件和我自身的情況，怎么可能去擁有這么一個房間呢？那不類似于癡人說夢，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焦大想娶林黛玉么？的確，在當時很多人看來，這不過是個夢想，甚至僅僅是個幻想，可望而不可即。就當時的條件而論，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出生、年僅17歲的高一學生，要想擁有一個獨立的小閣樓，其難度恐怕不在今天的工薪階層想擁有一套自己的豪華別墅之下。

要知道那是一個什么樣的年代??！遍及眼目的人貧物乏，連日常必需品都要按票證計劃供應（如：白糖每人每月250克，菜油半斤，豬肉500克，香煙兩包），人們即使渴望出賣自己的體力也找不到廉價兜售的市場，哪怕是打個只需支付臂力、腿力的臨工也要通過千關系、萬關系，三年不遇，五載難逢。在如此物貧、匱乏的年代，想擁有一個小閣樓，對一個普通的高中學生來說，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