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不僅有過很重的“冬妮婭情結”，而且還真的有過一個“冬妮婭”；不僅有過“冬妮婭”，而且我還曾極不恰當地扮演過“保爾·柯察金”的角色，不是在舞臺上，而是在生活中。

1972年高中一年級，在我的生活中發(fā)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同班女同學王雅玲——我的“冬妮婭”闖入了我的生活。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是深遠的，其深遠的程度恐怕超出了我自己的認知和當時的想象。實際上，它已經成了我成人生活的一種歷史基質、思想發(fā)育的一塊精神母體，仿佛我以后生活中的很多東西都可以從這兒尋到根據，找到源頭。

這次“遭遇”對我來講，可以說是“致命的”，請注意，是“致命”，不是“致死”，因為直到現在我的夢境中仍經常會出現過去歲月中那些讓人心跳的畫面，有一種記憶和情愫會出其不意地，同時又是自然而然地出現在我非夢歲月的那些極端時刻——最激動或最痛苦的時刻。正是通過這些時刻，我才意識到：哦，原來，王雅玲以及與她有關的一切回憶已成了我生命中一種永遠也不會消失的背景。那是我青春之河的上游最美麗的一段江流，這一段江流的存在，決定了我之后和未來生命之河的那種水質、流速、流向，乃至整條河流的生態(tài)地貌特征。

我對她最初的印象談不上很好，甚至明顯不太好。我記得，對她的印象是從兩件事開始的。一件事是我在尖子山參加學農勞動期間發(fā)生的。一天，我和同學一起拉完糞從尖子山返回學校。當時已是下午四五點鐘了，我們幾個男同學拉著卸空了的糞車往學校方向走，對面有幾個同班女同學向我們迎了過來，其中就有王雅玲。不知何故，她們去的是尖子山方向，和我們的方向正相反。當我們擦肩而過時，王雅玲突然對我說話。我當時拉的是中杠，身上臟兮兮的，邋邋遢遢，下午流的汗還沒有干透，頭發(fā)和衣服肯定是濕漉漉的，想必樣子看上去無比丑陋，連自己都覺得有點無地自容。她對我說（這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為話語來得非常突兀，非常陡然）：“毛喻原，你們下午就不要再拉了（指拉糞），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當時沒有答她的話，只是用眼睛惶惶然然地瞟了她一眼。心想：真是狗拿耗子多事，那還用得

為了落實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了執(zhí)行毛主席的偉大指示：“知識分子要勞動化，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當時全國各地的學校都要安排學生參加每學期為期一個月的學工或學農勞動（大學除外，因為當時大學已停辦）。我記得，我們當時的學工內容是：在校辦工廠的翻砂車間翻砂模、倒鋼水；學農內容是：在學校的尖子山農場拉大糞、種莊稼?！髡咦⒅f嗎？現在是幾點了，難道你以為我們還要學雷鋒做好事，再跑它兩趟，弄到天黑不成？已接近5點了，肯定是收工不干，打道回府，此乃天經地義、順理成章。叫我們5點不干，純屬是無話找話說，戴著口罩聞茶香，多此一舉，至少是不得要領。她當時在那種情況下冒出那么一句，還真把我弄得一頭霧水，莫名其妙。她這第一次發(fā)話，還真的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當時在我們班上，男女同學的界限是分得很清楚的，彼此之間很少說話，所以，只要是她們對我說過的話，我?guī)缀醵寄苡涀　?/p>

另一件事是學農勞動結束不久，班主任黃淑瓊找我到她家談話。她善意地批評我（她一貫都無比善意地對待我），叫我注意自己的班干部形象，隨時要在同學當中起到模范帶頭作用。她這樣說是由于有人告發(fā)我，說我在尖子山學農期間，有點不務正業(yè)，帶著一幫同學到農場附近的解放軍打靶場去撿彈殼。所謂彈殼，就是解放軍練武打靶時從他們用的五六式沖鋒槍射出的銅質子彈殼。那彈殼紅澄澄、亮閃閃的，對當時的高中生來說，確實是稀有之物，大家都有些愛不釋手。在那個時代，大概這就算我們高中生的經典收藏之一了。撿彈殼這事是有，但那不是在勞動時間去撿的，我們是利用休息時間去撿的。怎么，這樣的屁事也有人去告發(fā)？真是有點莫名其妙。另外，黃老師還告訴我，告發(fā)的人就是王雅玲，并且是王亞玲要她親自找我談談，提醒我要起好先鋒模范作用，因為我當時是學校團委的組織委員、年級的團支部書記、年級大批判組的組長、高74級4 班的班長兼學習委員，甚至是學校號召全校同學學習的兩個標兵、模范和典型之一（另一個是同班的女生周勤）。聽了黃老師的批評，盡管我心頭很不是滋味，但還是在她面前點頭認錯，表示今后一定注意自己在同學心目中的形象，隨時隨地起到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只是對那個王雅玲感到有點莫名其妙，弄不清楚她為什么要這樣，我和她從沒有什么過節(jié)，為什么她要充當一個背后使壞的告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