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黨校”的校長是時任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委員、后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龔逢春。副校長、黨委書記都是抗戰(zhàn)初期的干部，各處處長、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長大多是三八式干部。校園內(nèi)有數(shù)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樹叢包圍，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園一般。校園東側(cè)有高級招待所，建在遠離公路的一塊開闊地上。1958年春，毛澤東曾下榻此處，但當時消息是絕密的。一天晚上，川口夜里出來小解，見黨校干部們正沿著與招待所臨近的墻根一字排開，警戒森嚴，不覺大吃一驚。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輕易回國了。而在遠離故國的中國，今后漫長的歲月將如何度過，無疑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川口決心既來之，則安之—“積極地投身于正在興起的社會運動……在同中國人共同生活的過程中逐漸掌握中文”。

川口夫婦在歇子臺生活了一年，親身經(jīng)歷了“整風”、“反右”和“除四害”運動。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臺的“七黨?！北贿w往成都，與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合并，統(tǒng)稱“省黨?！薄＿@里本來是四川省內(nèi)各縣委書記和縣長、地委書記和地委各部部長等中層干部進行理論學習的機構(gòu)，但干部們作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工作隊員已前往農(nóng)村，學校處于閑置狀態(tài)。川口覺得既然不知道何時才能回國，便不能孤立于中國社會，而應該盡可能地深入進去。為此，“除了同中國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以外別無他法”。他還要求工資待遇與中國同事“一視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為行政17級，每月工資是92元；妻子李蓮英被定為19級，月薪78元。倆人月薪合計170元，“過普通生活綽綽有余，還能存錢”。同時，老田還能享受專門對外賓的肉類特供。這種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婦離開中國回國時。

川口夫婦在省黨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過了11年的歲月。從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間，他們以省委黨校工作組的名義下基層，參加勞動，親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目睹大量嚴酷的社會現(xiàn)實，“思想上充滿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糧食短缺問題更趨嚴重。在鄉(xiāng)下，一只鵝賣到10元錢。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物資供給嚴重匱乏，有錢也買不到東西，以至于在城里，“黃牛”開始在暗地里活躍起來。為了解決通貨膨脹，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幣，在物資供應極度短缺的情況下，高級糖果、香腸、點心以高于普通市價10倍的價格出售。在成都，新中國成立前就很有名氣的耀華餐廳，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華宴席?！叭欢?，貨幣回籠并未收到預期效果?！?/p>

就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的問題，川口認為：“不管毛澤東如何強調(diào)‘天災’，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災’的因素，‘人禍’乃無可爭辯。何以言之？川西平原當時并無水災，在被稱為‘蜀犬吠日’的四川，盡管陰天頗多，但那時日照比較充足，晴天持續(xù)出現(xiàn)。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從灌縣的都江堰中引來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疇，絕未發(fā)生過干旱。按照古老的說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則必定豐收。在全國范圍內(nèi)，‘天災’掩蓋了‘人禍’，然而在天府之國，沒有人能接受‘天災’的結(jié)論?！?/p>

盡管川口已基本掌握了中文并深度融入了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的革命實踐，但他仍沒忘記自己是一個日本人及日共黨員的政治身份。雖然擁有日共黨籍，但長期無法參加組織活動的“散養(yǎng)”狀態(tài)令川口感到痛苦。在從1961年由成都轉(zhuǎn)移到北京的前輩橫川次郎那里獲悉黨的組織生活已經(jīng)恢復的消息后，川口給日共駐京代表羅明寫信，提出恢復組織生活和回一趟北京的要求，獲北京批準。于是，1962年7月，經(jīng)三峽到武漢，再從武漢轉(zhuǎn)乘京漢線，川口回到了闊別5年的北京。他在北京會晤羅明，雖然得到了恢復組織生活的承諾，但前提條件是不許進行公開的組織活動，活動僅限于組織內(nèi)部。當時北京有很多日本人，川口被禁止與他們接觸，“完全從日本人的圈子里被隔離開來”。再次確認了近期回國無望的現(xiàn)實，川口只好“懷著某種惆悵的心情離開北京，返回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