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世英口述自傳》及《巨流河》的出版，使大陸讀者對作為國民黨黨派政治家的齊世英有了相當了解，尤其是對于其與張學良的恩怨過節(jié)和被開除出國民黨后，仍為臺灣的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殫精竭慮的故事，坊間已多有評述。但對于其作為“知日派”外交家，從戰(zhàn)前到戰(zhàn)后，先后十數次赴日，奔波于對日“外交”第一線，特別是與吉田茂私交甚篤，通過吉田的渠道，對日本政界折沖樽俎的經歷我們卻鮮有關注。

齊世英，字鐵生，1899年10月4日出生于遼寧鐵嶺南范家屯的一戶富裕人家，俄國中東鐵路大連至長春支線（即后來的南滿線）便從他家所在村西頭經過。童年的齊世英對日俄戰(zhàn)爭有依稀的記憶：“從窗口看，日俄兩軍在南山頭打仗，炮彈一顆一顆落下，冒出一股股濃煙，一會兒俄國兵下山跑了……”日軍曾在村子里駐扎，齊家也曾住過日本兵。但打仗時，“俄兵紀律很壞，村中人多跑到山里親戚處，因日本人紀律還好，才又回到家里來，讓一部分房子給日軍住”。這種對日俄戰(zhàn)爭純民間視角的觀察，對理解日本軍隊是如何一步一步變成中日全面戰(zhàn)爭后的“獸兵”不無助益。

1916年，19歲的齊世英隨在日本讀書的二哥赴日留學。不到一年，他便考中東京一高預科，成為省里資助的官費生，后分配至金澤第四高等學校繼續(xù)攻讀，畢業(yè)后入京都帝大哲學科，師事京都學派領軍者西田幾多郎和河上肇。前者是日本現代哲學的創(chuàng)立者，其理論體系被稱為“西田哲學”，齊世英在入京大前，對其著作便多有涉獵；后者則是日本社會主義思想的鼻祖，齊世英研讀其《貧困物語》一書時，“每憤社會之不平”。但實際上，齊世英只在京大報了個到，便隨二哥轉赴德國留學，先于柏林大學，后轉海德堡，最后至萊比錫。在德期間，他除補習德文外，還通讀英文版《資本論》，也瀏覽了不少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后因二哥病故，他不得已而中斷學業(yè)，1925年1月，攜二哥骨灰回國安葬。

1925年12月24日，因參與郭松齡倒張（作霖）兵變未遂，郭松齡遭斬首，齊世英則與殷汝耕等一行四人逃至新民屯日本領事館內避難，領事館被張學良的軍隊包圍。在齊世英等四人羈足領事館半年多的時間里，時任日駐沈陽總領事的吉田茂邊與張作霖交涉，邊設法幫四人出逃。脫險后，齊世英在沈陽頭一次見到吉田茂，了解到原來外務省與關東軍對張作霖的認識是不同的，覺得吉田“是一個講義氣、富俠義精神的人”。此乃齊世英與吉田相識相交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