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共產(chǎn)黨員，但是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卻都是“地主”，特別是我的外婆，還是被“重新戴帽”的地主。因此，我不屬于可以無條件加入紅衛(wèi)兵的人。我必須證明自己是革命的，是能夠“劃清界限”的。

所以那些天，我總是跟在紅衛(wèi)兵們的后面，每天忙著印傳單、到街上發(fā)傳單、抄“四類分子”的家，參加批斗大會和游行，忙得顛三倒四，甚至常常徹夜不眠，但精神上也相當亢奮，好像自己就是保爾?柯察金，就是巴黎公社社員，正在參與改變?nèi)祟悮v史的偉大事業(yè)，正在廢墟上建設一個新世界。我還記得抄某個老師家時，我從屋里搬出一個花瓶，扔到院子的地上，那“啪嚓”的脆響和四面濺落的碎片，讓我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和成就感——我終于敢于革命了，我不再文質(zhì)彬彬了（毛主席曾對在天安門上給他佩戴紅衛(wèi)兵袖章的宋彬彬說“要武嘛”）！

雖然胳膊上沒有紅袖章，但我畢竟已經(jīng)是在“革命隊伍”之中，從事著“革命”事業(yè)了。后來讀了勒龐的《烏合之眾》和《革命心理學》，才明白這種群體行為是最弱智的，不過是被集體催眠了而已。但那時的我，證明自己革命、讓自己親身參加“埋葬帝修反”的事業(yè)才是最緊要的事情。

現(xiàn)在，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忽然覺得，幸虧那時我還不是一個紅衛(wèi)兵。如果我那時已經(jīng)加入了紅衛(wèi)兵，我又會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來呢？

可怕的事情是指打人和羞辱老師。紅衛(wèi)兵在學校里成立了勞改隊，學校所有的領導和出身不好或有所謂“歷史問題”的老師，都被編進勞改隊，在紅衛(wèi)兵的監(jiān)督之下勞動。小學生們從哥哥姐姐那里學到很多殘忍的辦法，比如給教數(shù)學的女老師剃“陰陽頭”，逼著教導主任一邊在廁所擦地一邊還要不停地說“×××（他自己的名字）混蛋”，甚至逼老師吃蟲子，等等。

想想看，那時我們才十二三歲，還是孩子，但是“革命”教會了我們把一部分人當作“革命對象”。我們一廂情愿地相信這些“革命對象”都是有罪的，他們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他們想推翻共產(chǎn)黨的領導，復辟資本主義，想讓中國回到萬惡的舊社會。他們一直心懷不滿，等待著變天或者把中國變成蘇聯(lián)那樣的“修正主義國家”……至于這些“革命對象”的“罪行”，是不需要調(diào)查和審判的，只要有人揭發(fā)檢舉，他們就被打入了“另冊”，成了革命的敵人。既然是“革命對象”，他們就是和我們不一樣的人，沒資格享有自由和尊嚴，沒有資格被平等地對待，甚至沒有資格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餓他們、打他們、羞辱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乃至消滅他們，都是應該的。我們對他們“文質(zhì)彬彬”，就是對人民的犯罪——這就是那個瘋狂歲月中的道德邏輯。

從小我們只接受過“階級斗爭”的教育，人權和法律的概念基本為零。我們以為人類文明的走向就是共產(chǎn)主義，而共產(chǎn)主義必須經(jīng)過“血與火”的斗爭才能到來。我們不知道，在這個一部分人將另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義非人化的過程中，我們自己也同時失去了人之為人的東西——當我們不能對他人的苦難感同身受時，我們已經(jīng)連動物都不如。我們正大踏步地與人類文明發(fā)展的趨勢背道而馳。

40年后，當我們和女兒一起看《我雖死去》，看到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被紅衛(wèi)兵打死的慘景時，我們都哭了。女兒哭的是人性的喪失，而我的哭里有傷痛、有憤怒，更有羞愧。我不敢告訴她，我也曾經(jīng)和她們一樣，用皮帶打過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