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勤

1966年夏，我 14歲，在山東省濟南一中讀書，老初一，就是所謂“老三屆”中最低的一屆。我們這一屆，是“文革”前入學（1965年）的最后一屆初中生，也是“文革”時最小的中學在校生。

我們學校，建于 20世紀初，是濟南也是山東省最早的新式中學之一，原稱省立一中，占地面積廣大，教學設施、實驗設備齊全。學校有一大群優(yōu)秀教師，學生經(jīng)初中、高中兩次篩選，高考入學率很高，“文革”前是濟南市重點中學，學子并家長都趨之若鶩。中共濟南市委自然也很重視，這點從干部配備上也可看出：校長王葦塘，老革命，教育家，行政 13級；副校長朱琳（女），老革命，行政 14級；黨支部書記王景三（女），行政 15級。僅上述條件，與其他中學就拉開了距離。

我的家庭，“文革”前住在山東省政協(xié)大院宿舍里。“文革”前夕的政協(xié)，已從解放初的具有立法權(quán)力的議會性質(zhì)機構(gòu)變成純粹的統(tǒng)戰(zhàn)機關(guān)。當時山東省政協(xié)的領(lǐng)導是一些年齡大、資格老、聲望高但已不適合在一線頂崗的老干部，或者級別較高但在黨內(nèi)斗爭中犯了錯誤，或有這樣那樣問題被控制使用的干部。駐會常委、委員，則是些黨內(nèi)高齡同志、著名民主人士、國民黨軍起義或被俘將領(lǐng)、民族資本家以及被打成右派的高級知識分子等。機關(guān)內(nèi)設機構(gòu)，則比照廳局級機關(guān)設置。

“文革”的爆發(fā)，可以說是“救”了我

1966年 6月的某周，適逢我們班勞動。記得一天下午，我們幾個同學用地排車往學校拉東西，班主任許俊源老師迎上我們說道：“明天起學校不上課了，我們班也不勞動了，參加‘文化大革命’?！?/p>

那年春天以來學校就不平靜了，批《海瑞罷官》、“三家村”、《燕山夜話》，好像也刮拉（牽連）上了本校的老師。但那些我都不甚了解，我只關(guān)心這“不上課”，是這一周不上課了，還是怎么著。就問道：“是這星期不上課了，還是永遠不上課了？”許老師頓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神情有些黯然地說：“永遠不上了！”

多少年以后回想起這一幕，他當時的眼神、口吻，我都歷歷在目！許老師興許是可憐我的少不更事，又不能明講，才這么說。我們哪里想得到這些，立刻“啊……”歡呼了起來。別的同學或許想的只是不上課可以玩兒了，對于我，還包含著解除了留級的危機！啊，我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