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蘇聯仍然無法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但是許多媒體的尺度之寬，已是“斯大林時代”的過來人所無法想象的。當時最熱門的話題之一不是經濟自由化，甚至也不是政治改革的進一步擴大，而是既抽象又縹緲的道德問題。讀者紛紛給報紙雜志寫信，宣稱他們再也受不了周遭社會“良心上的斷裂”。安東諾夫（Mikhai Antonov）就是在這一年發(fā)表了他著名的《我們到底出了什么事》。在這篇文章里，他把道德問題說成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人民需要被拯救——不是自外在的危險中，而是從自身，從那些去道德化的惡果，從那些殺死人類高貴情操的過程之中挽救出來。”

類似的危機感，近幾年也出現在我們的國家了，幾乎每一份雜志、每一個網站論壇上，都有很多人在熱鬧地討論中國的道德淪陷問題；觸發(fā)點，當然是2011年發(fā)生在廣東佛山的那起“小悅悅事件”。王悅在成為大家口中的“小悅悅”之前，也曾經是一個有姓有名的鮮活生命。10月13日那天傍晚，她孤身一人晃到馬路中間，被一輛面包車迎面撞倒。司機知道出了事，所以頓了一下，然后開足馬力繼續(xù)碾過。接下來的7分鐘里，不僅18個路人經過現場，還有另一輛小貨車再次碾過王悅的身軀。直到拾荒的陳賢妹出現為止，沒有任何一人理會臥在血泊中的小女孩。

在我看來，最叫人心寒的不是那些過客見死不顧，也不是路邊商販勸阻陳賢妹救人（“別惹麻煩”，他們說），甚至不是視人身如糞土和“怕惹麻煩”的司機，而是之后某些人的反應。那時有一名自稱是肇事司機的惡搞漢致電電臺，“表明心跡”說：“寧愿軋死她，好過將來背一輩子的麻煩?！蔽覀冞€未知道真相，自然破口大罵，一位內地友人也在斥責這人：“這么講實在太不對了，他可以這么想，但怎能公開說出來呢？”我聞聽此言嚇了一跳，幾乎覺得自己好像從來沒認識過這位朋友。

很快，有人開始在網絡上質疑救人的陳賢妹“是不是想炒作自己”。同樣，這種想法也是我非常陌生，非常不可思議的。但是冷靜下來，我便發(fā)現它和我那位友人的話其實都是能理解的，甚至還頗為熟悉。不過，那種道德只宜宣之于口、實踐中還是趨利避禍的思路難道不普遍嗎？從政府到學校，“講道德”已經講了這么多年，難道你不感覺這只是一種用來應付場面、應付考試的官樣文章？另外，如果真有人認真起來，把大家都拿來說的事情付諸實行，違逆潮流，一士諤諤，這難道不是“標新立異”？難道不是“自我炒作”？

叫我困惑的是，一些官員卻又呼吁大家別再冷漠下去。且讓我們想想，什么樣的人會見義勇為、會不怕惹麻煩地幫助陌生人？他大概是一個對他人有一定信任和同情、對理念有一定看法和堅持的人。如果他看到王悅倒在路上，會跑過去扶她起來，那么，他大概也會為了一個無故被城管毆打的小販出頭；說不定還會更進一步關心那些看不見的東西，比方說公平與正義。政府官員應該仔細想想，你們真的希望我們都是這種人嗎？

我們也應該好好回顧，從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凸顯的那種“公民覺醒”以來，中國是怎樣一步步退回到今天這個個體原子化的地步的。社會互助的非政府組織實際上出現后退，“公民社會”這四個字再度敏感，“志愿者”成了政府動員你才志愿、政府不動員你站著別動的“群眾”。誰能告訴我，在佛山那18名路人的過度冷漠，與我們所關注和期待的“過度熱心”之間，那條線應該怎么劃？我該熱血到什么地步，才不會讓人覺得我危險？又該冷漠到什么地步，才能保住自己的安全？

有些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知識分子形容他們當年面對的政體是一種“不道德的政治”，理由是人民的冷漠、互不關懷和良心的虛無，恰恰乃政權所需；他們不是怕你沒良知，只怕你太熱心。然而吊詭的是，你又不可能長久而穩(wěn)定地管治一群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一個徹底原子化的社會，注定是要瓦解的。所以1987年那一年，蘇聯媒體上最常見的一句話是“我們不可能再這樣子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