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日記》（第三冊、第四冊）是陳義杰整理本，中華書局1992年至1993年出版，這兩冊記載的是光緒元年（1875）到十五年（1889）間的事情。

這十五年雖然不像1894—1895年那樣變化劇烈，但仍是近代中國的多事之秋，日本在這期間（即明治八年至二十三年）已經(jīng)大變。但是，從《實(shí)錄》和翁同龢等人的日記中卻可以看出，中國上至天子下至士大夫，仍然在傳統(tǒng)生活軌道上緩緩滑行。光緒皇帝的日程功課，仍然是正統(tǒng)儒家的經(jīng)典《孝經(jīng)》、《論語》、《孟子》、《周易》、《禮記》、《左傳》、《詩經(jīng)》，外加作為文學(xué)修養(yǎng)的唐詩，以及做天子必須了解的反面歷史教材明代史事（《明史》）和正面教材清初事跡（《開國方略》）。據(jù)日記記載，翁氏在光緒三年侍讀，給皇帝講的便是“孔、顏樂處”（三冊，1269頁）。士大夫官員則除了官場公務(wù)之外，依然是沉湎在三件雅人逸事之中，一是游山玩水訪僧問道，三是吟詩作畫校書讀帖，三是搜集字畫古書兼及會(huì)客應(yīng)酬，偶爾把頭伸出窗外，才吃了一驚，但是不久又縮頭回去，照舊心安理得地過著舊時(shí)生活。1875年二月廿五日載丁日昌上折子，告誡朝廷“日本國變峨冠博帶之舊習(xí)，師輪船飛炮之新制”，覺得這是大事。但是，后來看來還算很明白的翁氏卻說，“陰而有謀，固屬可慮，窮而無賴，則更可憂” （三冊，1113頁），似乎沒有太多警惕，也沒有應(yīng)對的措施，仍然是把東邊的鄰居，看作“窮而無賴”的島夷。

其實(shí)，翁氏何嘗沒有異樣感覺？在光緒五年（1879）十二月初六日，他就已經(jīng)寫道，“值國事艱難至極之時(shí)，又逢講幄大費(fèi)勸講之際，百念灰冷，中懷瘀損，將病無疑”（三冊，1462頁）。這說的是個(gè)人，還是國家？但是一旦走出公門，回到自己的生活，就仍然在寫些不咸不淡的詩歌，像什么“讀畫亦奇事，清淡得暫閑”（1877年八月初六，三冊，1306頁）。似乎在那個(gè)時(shí)候，知識人并沒有真正意識到大難將臨。所以，一方面心情還是安閑，覺得“謀國之方，以保境息民為大”，全不想是否真的可能“保境”（三冊，1463頁），像莊子禎上折子，還在向皇帝反復(fù)講“圣學(xué)以用人行政聽言為大，聽言在致知，致知在窮理，窮理在讀書”這種空洞的道理（四冊，1728頁）；另一方面思想仍是迂闊，像曾沅圃論時(shí)弊，仍然是“馭夷以柔，以忍辱為主”（1883年，四冊，1791頁），作出一副寬容大國模樣，實(shí)際上可能已經(jīng)是無可奈何了。

光緒十二年，中國人和日本人在長崎互斗，在日本打官司，明明日本人無理，但是中方律師最后卻說了一段“私中之私話”，說“日廷如肯知照中華認(rèn)過，謂曲在日捕（警察），并議撫恤，中國素懷大度，諒可化大為小。若執(zhí)迷不悟，將來欲求今日而不可得，則悔之晚矣”（四冊，2044頁），雖然氣度可佳，但讓人想起《紅樓夢》說迎春“虎狼屯于階陛，尚談因果”，也讓人想起宋襄公列陣待敵。

（1994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