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起，讀《鄭孝胥日記》（中華書局，1993）前二冊所記晚清事，深有感觸。

一百年的事件真是不短，說到前清的人事，仿佛已經(jīng)遙遠(yuǎn)得很，有時候想起來，不由得會把它當(dāng)了“古代”。可是讀這本日記，卻又頗為恍惚，好些事情和場景好像就在前天或大前天。就說他在光緒十七年（1891）出使日本（他先任筑地副領(lǐng)事，后二年充神坂領(lǐng)事）到二十年（1894）歸國這一段時間里寫的東瀛日記罷，提到的好些地方、事情和話語，就和今天沒有什么兩樣，讓我想起去年日本舊游之地，如東京的后樂園：“園極林壑之勝，有小屋祀夷、齊，明王孫朱舜水于鼎革時避地日本所創(chuàng)也”（1891年7月10日，第一冊，216頁）。如鐮倉的神社和大佛 “（八幡宮）有三石并列，大如栲栳，云時治則突出土，亂則沒入地也，復(fù)有一石，高二尺許，繞以欄楯”，“（大佛）高五丈，建長四年上總國大野五郎右衛(wèi)門鑄造之”（1891年10月29日，第一冊，243頁）。又如京都的四條，“四條橋浪花樓……樓對圓山，前臨河，河水湍急，多碎石，洶涌有聲。地頗喧鬧，車輪屐齒如沸”（1894年2月12日，第一冊，396頁），仿佛都和我看到的相同，特別是里面不斷提到的高島屋、三菱公司、“帝國伙蝶兒”（帝國Hotel），直讓人恍惚中覺得歷史好像并沒有走過百年似的。

不過，有的世風(fēng)人情在這百年還是變化很快，那時中國文人的出洋生活，現(xiàn)在是全然不見了，日本人的舊時風(fēng)俗，如今也沒了蹤影。鄭氏在日本似乎主要是在讀書，讀的還是《說文》和《通鑒》，也讀宋人筆記，偶爾學(xué)兩句英文，讀一讀《明治時勢史》、《明治開化史》（見1891年6月20日），還對日本的新政大為不屑，像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因為日本之亂而幸災(zāi)樂禍，說“天敗之以為學(xué)西法者戒”（261頁），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因了《日本新聞》諷刺伊藤“變法以來，外觀雖美而國事益壞……蓋伊藤始終學(xué)西法也”（第一冊，311頁）。所以盡管身處變法的日本，仍然長袍馬褂，過著如同國內(nèi)士大夫的生活，狎妓聽?wèi)?，吃茶飲酒，似乎樂不可支。一天到了浴室，見到“裸體赤立者右男而左女，俯仰自如”，倒也覺得怡然（第一冊，211頁），這大概是甲午之前中國文人士大夫的風(fēng)習(xí)？他批評日本人森大來肆意貶低中國的詩歌，則說到日本明治學(xué)西法以來雖然富強(qiáng)，但“漢學(xué)益衰”，所以搞得風(fēng)俗日下，敦厚之本已亡（第一冊，334頁）。要到了甲午一戰(zhàn)之后，他才在日記中有震驚和憤怒，“聞之（和議）心膽欲腐，舉朝皆亡國之臣，天下事豈復(fù)可問，慘哉”（1895年4月18日，第一冊，482頁）。次日日記中還抄錄了唐景崧自臺北來電，說“（臺灣）一旦授人，百萬生靈如何處置？外洋能不生心？宇內(nèi)亦將解體……鑄此大錯，曷勝痛哭”（第一冊，483頁）?？磥?，不變的是山川，常變的是人情，更容易變的是時勢，難怪古人說“秦時明月漢時關(guān)”。

（1995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