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沈從文回復(fù)張兆和除夕夜的信，說：“我用什么感謝你？我很累，實在想休息了，只是為了你，在掙扎下去。我能掙扎到多久，自己也難知道！”（19；7）初二，一月三十日，在張兆和當(dāng)日致他的信上，沈從文寫了許多批語，其中一段是這樣的：給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說的全無人明白。沒有一個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瘋。大家都支吾開去，都怕參預(yù)。這算什么，人總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學(xué)哲學(xué)的王遜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當(dāng)了瘋子。我看許多人都在參預(yù)謀害，有熱鬧看。

同信批語中另有一段相類的文字：

金隄、曾祺、王遜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設(shè)法也不肯。一點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檢討一切的結(jié)論。我沒有前提，只是希望有個不太難堪的結(jié)尾。沒有人肯明白，都支吾過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絕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應(yīng)當(dāng)那么休息了！

這兩段文字相當(dāng)觸目，觸目的原因還不在于不承認自己的“瘋”，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圍的人沒有一個“肯明白敢明白”，“都支吾開去”。在此，沈從文把自己跟幾乎所有的朋友區(qū)別、隔絕開來，區(qū)別、隔絕的根據(jù)，說白了就是：在社會和歷史的大變局中，周圍的人都能順時應(yīng)變，或者得過且過，而他自己卻不能如此、不肯如此。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運得由他一個人來承擔(dān)，而并不是他原來預(yù)感的一代人來共同承擔(dān)共同的命運。他沒有同代人的陪伴。這種“完全在孤立中”的強烈感受，打擊太大了。在這樣的時局和情勢下，他再也無法保持克制和平靜，此時的話就顯得特別刺耳，十足的狂言：小媽媽，我有什么悲觀？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強附和，奴顏茍安，這么樂觀有什么用？讓人樂觀去，我也不悲觀。

也許是因為那些聲色俱厲、氣勢洶洶的批判，他才會有如此反應(yīng)：

我十分累，十分累。聞狗吠聲不已。你還叫什么？吃了我會沉默吧。我無所謂施舍了一身，飼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樣的。社會在發(fā)展進步中，一年半載后這些聲音會結(jié)束了嗎？（19；9，10，11）

可是在表面上，內(nèi)心激烈的活動并沒有特別表現(xiàn)出來。一月三十日梁思成寫信告訴張兆和：“這里的氣氛與城里完全兩樣，生活極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樣的打發(fā)日子，老鄧、應(yīng)銓等就天天看字畫，而且人人都是樂觀的，懷著希望的照樣工作。二哥到此，至少可以減少大部分精神上的壓迫。”日常起居，“他住在老金家里。早起八時半就同老金一起過我家吃早飯；飯后聊天半小時，他們又回去；老金仍照常伏案。中午又來，飯后又照例聊半小時，各回去睡午覺。下午四時則到熟朋友家閑坐：吃吃茶，或是（乃至）有點點心。六時又到我家，飯后聊到九時左右才散。這是我們這里三年來的時程，二哥來此加入，極為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