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zhuǎn)年三月，沈從文出席了政協(xié)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就加強博物館的文物研究和少數(shù)民族文化工作發(fā)言，題為《歷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四點建議》（31；322—325）。 隨后，又參加了全國政協(xié)安排的視察活動，四月十二日南行，先后到南京、蘇州、上海、杭州，歷時近一個月。同行的約二十人，各自領(lǐng)域不同，沈從文主要是考察絲綢生產(chǎn)，訪問博物館，了解高校對文物的應(yīng)用等問題。看到的情況總讓他憂心、著急，也因此而對自己的工作加深認識。他在給妻子的一封信中，甚至對比了物質(zhì)文化史研究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小媽媽，工作看來簡直是什么都還待重新走第一步。是一種嶄新的工作。走在前面的人卻那么少。這比寫點散文短篇故事，實在難得多，作用也大得多，要人肯擔(dān)當(dāng)下去。我知識也極有限，可是卻明白這么作對整個文史研究工作是一種革新。”（20；176）

此行在上海住了十多天，和巴金見過好幾回，王道乾還帶著女兒來巴金家和他會面。他很有興致地給自己的兩個孩子描述他們的同輩人：“巴老弟”（李曉棠）“用吃糖后的小紙團打王道乾小女孩”，五六歲大的小女孩“簡直受不住那種進攻，又不好哭，只藏在她爸爸身后去，眼睛濕瑩瑩的，直到拿得桌上一顆糖才穩(wěn)定情緒”。男孩的姐姐“巴小姐”（李小林），“聲音也和她媽媽一樣，說話時比一般人高半音”。（20；165—166）

社會上的現(xiàn)實可不像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情形那么好玩。這個時候，“大鳴大放”開始了。本月，中共中央發(fā)布《關(guān)于整風(fēng)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普遍、深入的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fēng)運動；五月，統(tǒng)戰(zhàn)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zé)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座談會，征求對黨的工作意見，以便推進黨的整風(fēng)運動。沈從文在上海，也不能不關(guān)注這場運動。

四月三十日，他寫信告訴妻子：“這里報上正在‘鳴’。前天是小說家（巴金等），昨天是戲劇界（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師陀），一片埋怨聲?！彼姆磻?yīng)是，有點不以為然—“鳴總不免有些亂?！彼牟灰詾槿徊皇腔趯φ?、體制、形勢的判斷，而是出于那種認為作家任何時候都應(yīng)以自身作品說話的意識：“上海報紙上載作家鳴得相當(dāng)熱鬧，真的熱鬧必然還在后面些，時候還未到。但是什么時候就到來？模模糊糊。真的鳴應(yīng)當(dāng)是各種有分量作品，訴之于萬千無成見，少偏見，且不為空氣控制影響的讀者。但是目下這種有資格說話的讀者，卻無多機會說話。這個讀者群應(yīng)當(dāng)包括教授（教這一行的）、編輯、作者和各種干部、學(xué)生、市民讀者。這個群的意見，比目下少數(shù)人批評就公道正確得多！”“這里出書極多，到一個書店去，滿架子是新書，問作家有什么特別引人的作品？沒有。”（20；168，169）

正是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意識，使得沈從文不為各種各樣的“熱鬧”所蒙心蔽眼，而能特別注意到“大熱鬧”之外為人忽略的“沉靜”。不說政治形勢，就說上海這座城市的生活，市聲鼎沸，吵吵嚷嚷，沈從文從他所住的上海大廈十樓望出去，一派繁密景象，他隨手畫了一幅速寫，圖畫中卻有了“熱鬧”和“沉靜”的對比。他給這幅速寫寫了一段話：帶霧的陽光照著一切，從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日大清早上，還有萬千種聲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動、水在流，人坐在電車上計算自己事情，一切都在動，流動著船只的水，實在十分沉靜。（20；157）

這幅速寫是沈從文到上海的第二天早晨畫的。到五月一日這天，他又畫了三幅速寫，也是從窗口望出去所見的情景。一九五七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上海外灘的外白渡橋和黃浦江—我們應(yīng)該注意到這個時間和地點所提示的時代氣氛和性質(zhì)。每幅畫都有文字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