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羅西北曾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筆者于1991年7月2日在北京采訪了他。且認為在最短期內，于本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前，必須切實執(zhí)行這一決議案必要的具體步驟。”

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這樣的檢討：

中央政治局認為自己過去的工作，正是一面與機會主義余毒奮斗，一面即盡自己的力量指正黨內各地所表現出來的盲動主義。這種盲動主義的傾向，不但表現于無產階級的工商業(yè)中心玩弄暴動，而且反映著小資產階級式的農民原始暴動的情緒，如殺燒主義，忽視城市工人階級的傾向，等等。[1]

就在發(fā)布“通告”的當天，瞿秋白從上海消失了。他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遠途，前往蘇聯參加中共“六大”的籌備工作。

周恩來和鄧穎超，則是5月1日一起離滬赴莫斯科的。

此后，在5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許多負責人紛紛經滬前往蘇聯。

5月9日，中共中央在國內指定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三人臨時主持留守工作。

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六大”在國外召開，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開，“三大”在廣州召開，“五大”在武漢召開。“六大”改在莫斯科召開，是由于國內一片白色恐怖。弄得不好，會在開全國代表大會時被一網打盡，所以不得不在當時的“紅色堡壘”蘇聯召開。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陸續(xù)來到蘇聯。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區(qū)茲維尼果德鎮(zhèn)銀光別墅（原先的一座貴族莊園）開了差不多一個月。由于制止了“左”傾盲動主義，這時的中共黨員增至4萬多人。

大會之前，6月12日，斯大林接見了中共主要負責人。斯大林的談話，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調，即批判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則是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

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識分子，一個右，一個“左”，被視為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共產國際再一次強調，必須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擔當中共領袖。最終共產國際選中了向忠發(fā)——除了向忠發(fā)是位老工人之外，還由于他率領中國工農代表團以來，跟共產國際，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觸。向忠發(fā)當選

[1] 《布爾什維克》第1卷，第24期。為中共中央總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