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終于下決心回國了。那是1929年3月，他回到了上海。懷著雄心壯志的他，最初被分配到上海滬西區(qū)，為中央秘密黨報做送報員兼采訪員，使他大有懷才不遇之感。四個月后，他擔任中共滬東區(qū)委宣傳干事。又過三個月，調任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任編輯。

地下工作畢竟不像在莫斯科高談闊論，被捕的危險時時在頭頂盤旋著。他于1930年1月12日上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王明十分緊張，當天下午托巡捕送信給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潘問友，請求營救。此事完全違反了地下工作的紀律，為此，中共中央立即通知所有王明知道住址的人員迅速轉移。

此事很快傳到共產(chǎn)國際，米夫委托“赤色救難會”駐滬代表、瑞士人牛蘭出面營救。牛蘭花了一筆錢，總算使王明在2月28日獲釋。

出獄后，王明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被調往全國總工會宣傳部當《勞動》報編輯。

驚魂甫定之后，王明又開始鉆營。1930年6月，他得以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使他有機會接近中央。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兼任。他在李立三身邊工作，變得消息靈通。

這時，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不斷派回國內，其中包括“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人物。

王明常在他們之中走動，私下議論。王明根本瞧不起向忠發(fā)，罵他是傀儡。王明也看不起李立三，說李立三“懂多少馬克思主義”？他大有取而代之的口氣，雖說當時他還只是李立三手下的秘書。他在伺機而動。

機會終于來了。1930年6月11日，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過那個《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shù)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之后，王明很快獲知，共產(chǎn)國際遠東局的代表羅伯特對決議有意見，反對下發(fā)這一決議。李立三大罵羅伯特“右傾”，以總書記向忠發(fā)的名義于6月20日向共產(chǎn)國際遠東局發(fā)出抗議信。信中說：“我們覺得羅伯特同志有一貫的右傾路線，他在遠東局的工作，的確妨害中國黨領導革命的工作，妨害中國黨與遠東局的關系，我們要求遠東局停止羅伯特的工作?！?/p>

王明風聞此事，便找“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隨便聊聊”，但漸漸把話題引到李立三和羅伯特產(chǎn)生矛盾之事。他們四人原本就有共同的思想基礎，一拍即合，都認為應當趁機發(fā)動對李立三的批判。不過，王明并不認為李立三“左”，卻認為李立三是“用‘左’傾的空談掩蓋著右傾的消極”！那時，斯大林作了《論聯(lián)共（布）黨內的右傾》長篇演說，批判布哈林，并要求各國共產(chǎn)黨都開展反右傾。正因為這樣，“右傾”成了很可怕的罪名，李立三指責羅伯特“右傾”，王明又說李立三“右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