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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1月 11日，李啟章一大早就興沖沖地打電話，說那天是他的生日，邀請大家中午聚聚。那天客人果然不少，文聯(lián)主席老邵、左藍、唐小米、老賈、老高、他的表弟、他生意上的伙伴小楊，還有程禾。

程禾在半年之后與我們重修于好。那次李啟章去書店買詩集，跟老板聒噪半晌，扭頭時看到了一個背影。據他說，那個背影如此熟悉、如此親切，讓他懷疑是自己某位久未謀面的親戚。后來他驟然想起，那不是別人，正是跟我們割袍斷義的程禾。他說當時作了很久的思想斗爭，才鼓足勇氣走上前猶猶豫豫地問道：

“來買書了，你？”

據李啟章說當時程禾扭頭朝他笑了笑，很安靜地笑了笑，然后默不作聲。這讓李啟章有些尷尬，于是他只得打圓場般說了第二句：“中午別走了，找地方喝兩盅。哥幾個都挺想你的?！?/p>

程禾拒絕了他。拒絕的方式很簡單，那就是家里尚有別的事，脫不開身。

根據李啟章的描述，我覺得事情出現了轉機。稍后幾天我們給他打電話，邀他來縣城喝酒，他沒拒絕，很爽快地來了。我徹底忘記了久別重逢后的情景，也許在我記憶里，這位固執(zhí)的兄長從未跟我們有過嫌隙，從未離開過我們。抑或者，連那個失聲痛哭的夜晚也只是我的夢境與虛構。它不曾誕生過：那些面目模糊的人，喧囂刻薄的酒場，無趣惡俗的玩笑，嘔吐物，高速公路上汽車的尾燈以及抱頭痛哭的男人們。只是我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一次微妙蛻變。它不曾意味昭示著什么，它只能意味昭示著什么。

那天，小小的屋子顯得促狹喜慶。吃到一半時那條八斤的花鰱不夠了，李啟章就又咋咋呼呼地點了一尾。我下午單位要開會，就早早離席了。臨走前李啟章興高采烈地問我，如果代開二十萬元的發(fā)票，需要繳多少稅？看來他最近生意不錯。我 一直希望他生意興隆，那樣他就沒過多時間去考慮形而上的狗屁詩歌了。

晚上跟一幫同學吃竹蓀鵝時，接到老邵的電話。他聲音低沉，他說，李啟章在醫(yī)院，趕快隨我去看看！我沒聽太清，就站在馬路邊候他。老邵很快到了，騎著輛破摩托車。他表情凝重地說，李啟章出事了。那晚風大，我以為聽錯了，就問，是李啟章老婆住院了？老邵支支吾吾地說，他也不太清楚。等到了醫(yī)院急診室，我問老邵，李啟章在哪兒呢？他默默地指了指說，喏，就躺在那兒。

我這才發(fā)現，李啟章就躺在急診室的病床上。他的臉灰撲撲的，我竟然沒能認出。他直挺挺地躺在白色床單上，合著眼，雙臂筆直地擺在身體兩側，身上穿的還是中午過生日時的衣服……我忽然意識到什么，連忙問老邵：“他怎么了？”

“……死了……”老邵搖搖頭說，“唉，已經搶救過了。”

“死了？！中午不還好好的嗎？！”我瞪著他，“今天是他生日??！”

“我們一直喝到下午四點，他回家去睡覺。等他老婆六點鐘下班回來，發(fā)現他在家里上吊了，”老邵摸摸眼睛，“這個渾小子！真狠心哪！”

“他干嗎上吊？”

老邵搖搖頭：“不清楚。他一個字都沒舍得留?！?/p>

我很快聽到衰老絕望的號啕聲，是他的父母和姐姐趕來了……我捂住嘴巴默默地走到醫(yī)院門口，肆無忌憚地哭起來。急促的旋風來回拍打著對面鐵皮屋的廣告招牌，發(fā)出叮叮當當的聲響。我坐在醫(yī)院的臺階上，聞著酒精味和各種軀體腐敗的氣味，不停抽搐。

警察和法醫(yī)也很快到了。

我給程禾打電話。我哽咽著把這個消息告訴他。我知道他肯定要失眠了。他在電話里不停地嘆息、嘆息，然后是無休止的疑問和質問，可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事后聽說，他老婆那天晚上下班后，發(fā)現門從里面反鎖，就大聲喊李啟章的名字。她的嗓門向來很大，可仍沒有動靜，打手機也沒有人接。她這才起了疑心，從鄰居家的院墻跳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