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蘇維埃的擴張欲可以同樣地被理解為是帝國主義，正如人們在其他一些世界帝國里所做的那樣，不管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或英國人，還是古羅馬或美國，他們的帝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用非和平手段掠奪別人的領土建立起來的。當西方談論蘇聯(lián)帝國主義的時候，道義上的譴責是不容忽視的。但是，當過去的世界帝國建立時，這種道義上的譴責之意是沒有的。征服異國人民并使其國家解體，這在當時卻不大被理解為征服者的過錯，而是更多地被視為不可避免的命運。當我這一代人在學校里聽到亞歷山大大帝、愷撒大帝、查理大帝或拿破侖的時候，老師們絕沒有把傳奇式的征服者說成是反對人類的罪犯這個意思；相反，他們常常被英雄化了。這也適用于白人對原先的印第安人居住的北美的征服。誰也沒有想到要追究雅典的國務活動家柏利克麗絲或哲學家馬可·奧勒利烏斯皇帝，因為他們領導的國家進行了征服和實行了奴隸制。從哲學上、道義上和法律上譴責對異國及其人民的征服還是比較近期的事。日本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短命的世界帝國迷夢如果發(fā)生在150年以前——如果與此相連沒有犯下過不堪設想的罪行——很可能不會受到像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條件下所受到的那樣堅決的譴責。從那時以來，公然向全世界提出全球性的統(tǒng)治要求是不允許的，是犯罪行為。

在希特勒-斯大林公約破裂之后，俄國共產黨人接受了這種思想。但是，他們似乎沒有能力以同樣的尺度來衡量自己的領土征服行動。莫斯科一度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以共產主義世界革命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國際法受到限制的學說，來使自己的擴張主義合法化。當然，不是所有的蘇聯(lián)政治家和戰(zhàn)略家都確信，他們把莫斯科變成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中心（這是把馬克思主義顛倒了過來）是履行了列寧的使命。莫斯科的某些政治家和外交官對世界革命的考慮可能是很實用主義的，甚至也許是玩世不恭的，在蘇聯(lián)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看來，世界革命優(yōu)先于一切是蘇聯(lián)外交政策的可取的工具。很難想象，在蘇聯(lián)外交官中，那些有高度教養(yǎng)而敏感的西方藝術的愛好者會是一種世界宗教的堅定信徒。不過，他們僅僅是自己國家及其利益的忠實仆役。

1974年，我毫不懷疑米哈伊爾·蘇斯洛夫有世界共產主義的使命感，或者像波諾馬廖夫那樣的少數助手有正統(tǒng)觀念。勃列日涅夫或柯西金和吉洪諾夫那樣的人物，在日常工作的巨大壓力下，可能沒有多少時間和興趣從事歷史的或哲學的思考。但他們確信，擴展自己的統(tǒng)治是合法的。在歷史的進程中，這個信念對大俄羅斯人來說已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在這方面，韃靼人和蒙古人幾百年的異族統(tǒng)治當然起了重要作用。自從城市共和國被摧毀之后，例如伊凡三世摧毀諾夫哥羅德，俄國的專制主義統(tǒng)治形式表現出了各種特點和后果，包括謀殺王位繼承者、農奴制度，以及向西伯利亞流放。俄羅斯的廣大社會階層從來沒有享受過個人自由，相反，幾乎一直存在著無權的階層和階級。因此，對于像葛羅米柯這樣一位苦干實干的人來說，他的國家的今天這種社會形式很可能是完全正常的，盡管他可能完全了解制度上遠為自由的美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