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制度，除了國體、政體大制度外，還有具體的像學校里的黨委制（全稱似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高校中多年建立起來的黨委、總支、支部（分別教師和學生）“一竿子插到底”的垂直領導框架，使各系黨組織與行政的關系，實際黨政不分；在五六十年代各系行政負責人還每每由黨外教授擔任的時候，黨政矛盾的主導方面自然是黨總支、黨支部。幾度倡議改成黨總支對行政工作僅起“保證和監(jiān)督作用”，黨支部僅起“保證作用”，都受到黨務工作干部的抵制。在高?；鶎酉导壷?，黨組織、黨員干部挾權自重，有恃無恐，唯我獨“革”，寧“左”毋右，凌駕于系主任等行政領導之上，指揮一切（又往往是瞎指揮），對教師思想、教學工作橫加干涉等等，都是那時的常態(tài)。幾乎從一開始，黨團員積極分子，就多是抱著占領舊教育陣地的雄心壯志走上工作崗位的，他們認定原有的教師應由他們代表黨和“無產階級”來加以領導和改造，“團結，教育”是手段，“改造”才是目的，你不好好接受我的“改造”，就是不接受黨的領導，就要對你進行斗爭——“以斗爭求團結”。這些政策公式也確是他們從事校園階級斗爭的出發(fā)點。50年代初期，執(zhí)政黨和新政權都處在革命勝利后的上升期，社會上從上到下唯黨是尊，高校中黨團員的革命意志是與政治優(yōu)越感共生的。他們格外容易接受從“糞土當年萬戶侯”到“糞土”校中的“舊教授”，在最初一輪批判老教師的運動中，承上啟下，帶動剛剛入學的新生們，一起沖鋒陷陣，那些老教師、名教授紛紛應聲敗下陣來。這些黨團員所以底氣十足，除了組織上有上級黨支持鼓勵外，思想上則是無保留地信賴黨的“政治正確”。當時流行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哲學中的哲學，理論中的理論，高于一切知識和學問，用俗話說就是“一通則百通”，黨的領導者就都是這樣掌握了一通百通的真理。相形之下，他們又極容易相信那些名教授、老專家、大學者，沒有什么了不起，而一般知識分子（自己這樣的革命知識分子除外）不過是沒有什么真知識的，甚至是“知識騙子”。……這樣一批年輕的黨團員們，不像時下某些黨員干部，為了“走仕途”而做出某些政治選擇；他們由黨所教導的階級斗爭思維武裝起來，將上述若干片面過激的理念“融化在血液中”，參與黨委、總支、支部，發(fā)揮大小不同的領導作用，都有很大的主觀能動性。這樣，他們執(zhí)行上級指示，對極左傾向會自然合拍，往往有所引申發(fā)揮，層層加碼。有時，上級甚至是高層出于策略考慮，調整政策或放緩步伐時，這些下級竟會不聽招呼或陽奉陰違。例如傅鷹是中共中央（或說是毛澤東）樹為“中右標兵”的，他們竟無視其中保護的意義，化學系黨總支硬是多年堅持認定傅鷹就是右派分子，揪住不放，死打不休，種種施為，幾到喪失人性的地步。上級多次關照對馮定的批判要緩和，“不要隨便扣修正主義帽子”，有關干部也根本聽不進去?？傊?，有些人對上面比較正確公允的指令，置若罔聞，一有極左的風聲，則聽了風就是雨，雷厲風行。我們從這本書里，可以看到不止一處這樣的例子。當然，如果所謂“天然的極左傾向”再夾雜了爭權、爭名利、爭意氣的私心，事情就更復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