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馮驥才寓所

1992年12月27日夜

與馮驥才（天津作家、畫家）

馬：搞這么一部片子是不是很有意義？

馮：很有意義。新時期十年，我認為應該給新時期畫個句號了，已經結束了。新時期文學產生的條件，還有作用，現在已完結了。用電視畫面對新時期進行總結，具有文獻價值。你選擇有代表性的作家，新時期文學運動是通過作家體現出來的，我覺得作家比作品還重要，作家不是把全部都放在作品里，通過作家訪談不僅有文獻性，而且有經典性，肯定是有非常獨特、有不可取代的價值。

馬：你這么說對我是個更大的鼓勵。到目前還沒有哪個作家提出新時期文學的終止問題。我們也沒從更深一步的想法入手，你給這部片子這么深入的判斷，我很高興。你是新時期重要的作家，在幾個階段發(fā)揮作用。最初，你在1978年發(fā)表了有影響的作品。后來，也顯示了相當的實力。我們現在面對的是電視觀眾，和小說的讀者不同，請你把個人的創(chuàng)作簡單作一個介紹。

馮：如果把新時期文學當作歷史，我們就要保持距離了，盡管新時期的作家活在世上，而且保持著旺盛的創(chuàng)作力，拉著文學往前走。但是，畢竟過去已成為歷史了，我們對歷史的態(tài)度也變得特別冷靜、特別客觀。作為歷史，這個階段將非常輝煌地留在文學史上，在我看來，新時期是文學和歷史一起激動的時期。比如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社會巨變，巨變時，作家要思考，作家是普通人中最會思考、最會表達思考的人，讀者要和作家一起思考，不管讀者對作家的思考持何種態(tài)度，但他不得不隨作家思考的輪子轉動。作家和讀者一同思考、一起激動，在近當代史上有兩次，一是“五四”出現了一大批作家，是群星燦爛的時期。

馬：20年代和30年代。

馮：第二次是粉碎四人幫后，我認為中西文化沖突是最大的問題。東西文化歷史形成中，形成了兩個完全不同、完全封閉的文化體系。19世紀中期前，兩大人類文化體系互不沾邊，只有絲綢之路溝通一下，都是自我中心的。后來，1840年到義和團運動，是中西文化的第一次碰撞，是帶血的碰撞，完全不能適應。最深刻的悲劇。我們老看政治的、經濟的原因，其實最深刻的原因是文化背景。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到30年代。30年代是中西文化的初戀階段。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吸收比西方對東方的吸收要迅速得多、主動得多。這時出現了一批作家，這批作家在中西文化沖突的背景下，比較的背景下，作家超前思考。作家?guī)椭x者，讀者也需要作家。兩大陣營的冷戰(zhàn)，形成隔絕，“文革”中徹底斷裂。粉碎“四人幫”后，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又一次碰撞，又出現了沖突比較，社會處于轉型期，社會需要思考，呼喚文學，作家應運而生。

馬：本世紀兩次文學的繁榮都有具體的歷史原因。

馮：這批作家充分表現了才華，肯定要載入史冊。文學史再提供一次這樣的機會是很困難的，我稱之為機遇。在短短的十年里，幾代人一起進入文學。王蒙他們是一批人。

馬：甚至還有老一些的作家，像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