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56年8月17日寫的《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我對周揚同志工作上曾有過的意見》，約一萬字。

周揚并非青面獠牙，甚至比丁玲還“溫情”。韋君宜說過：“從人來說，我對周揚是較有好感的。因為他不擺架子，對待我這樣的年輕干部也很親切，而丁玲則有一點傲氣。這句話，我對郭小川說過。他說，他也跟我有同感。”李納說：1957年反右時，我們家和周揚都住在東四頭條文化部院子里，茅盾、陽翰笙也都住在那一片，有幾棟小洋樓，每次黨組擴大會開完，周揚總叫著我坐他的車一起走，在車上他對我說，這幾年你為什么寫不出東西，就是你太溫情了，太重感情了。李納是文研所丁玲喜歡的學(xué)員，她的妹妹李靈源，在蘇靈揚任黨委書記的北京藝術(shù)師范學(xué)院任教，而且是蔣祖林的戀人。這些情況周揚不會不知道。

周揚口才好，善于做大報告，不拿稿子，條理清楚，他在中央文學(xué)研究所講課，“大家都說周揚講得好，真能解決問題”。周揚和丁玲的經(jīng)歷有許多相似之處，且曾多年共事。他們是同鄉(xiāng)，丁玲的家鄉(xiāng)常德和周揚的家鄉(xiāng)益陽相鄰。丁玲比周揚大4歲，他們先后來到上海，加入左聯(lián)，加入中共，成為同志。丁玲主編的《北斗》停刊后，新的左聯(lián)機關(guān)刊物《文學(xué)月報》由周揚主編，丁玲把她聯(lián)系的一些作者和稿件都轉(zhuǎn)給了周揚。丁玲1932年擔(dān)任左聯(lián)黨團書記，1933年她被捕后這一職務(wù)由周揚接任。丁玲講過一件事情，1932年夏天，敵人搜查出版《北斗》的湖風(fēng)書店，正巧丁玲去談事情，她走到門口，看見有穿黑衣服的包打聽在附近走動。進了書店，廚房的廚子又偷偷向她擺手，她知道出了問題，就沒有上樓去編輯室，裝作一個讀者在樓下買書。她穿了一件花旗袍，還故意向店員發(fā)脾氣，所以沒有引起敵人注意。出了書店，丁玲跳上一輛黃包車，直接趕到周揚家，告訴他湖風(fēng)書店出了問題，不能去了。周揚與前妻生有兩個兒子，一個叫艾若，一個叫邁克爾，丁玲1931年寫《給孩子們》，把這兩個名字都作為書中人物寫進小說里，她說，他們都是同事的兒子，很好玩么！

全國解放后，第一次文代會就確定了周揚在全國文藝界的領(lǐng)導(dǎo)地位，大會主席團的主席是郭沫若，副主席是茅盾和周揚，大會一開幕，連續(xù)三天每人一個大報告。周揚器重丁玲，表揚過丁玲，他們的政治思想文藝觀點是一致的，都是《講話》精神的積極執(zhí)行者和堅定捍衛(wèi)者。丁玲很看重周揚的表揚，1951年1月15日致陳明信說：前幾天我們家里開了一個會，周揚表揚了伯釗和我，說我們積極負責(zé)。夏更起和張鳳珠都感覺周揚與丁玲關(guān)系較好，張鳳珠1954年8月從文講所畢業(yè)，給丁玲當(dāng)秘書，在她家住了一兩個月，看到周揚去多福巷聊天，談笑風(fēng)生，像好朋友。

丁玲聽到別人對周揚有意見，有時還做些解釋，她在這份《意見》中說：“1949年，黨決定我留在北京，我即下決心擁護周揚同志，愿意把關(guān)系搞好。我同一些同志談過，軍隊有司令員，文藝界也應(yīng)該有司令員，周揚同志較合適。我還引用過一個例子——這是我在晉察冀時聽說的，說有許多干部向少奇同志反映，對聶榮臻同志有意見，為了撤出張家口，而少奇同志反問，那么你們看誰好，誰能代替他？而大家都不說話了。這個例子很好，我覺得文藝界沒有旁人比他合適，既然如此，黨又把責(zé)任委托給他，我們黨員就應(yīng)該擁護他。我在柯仲平、馮雪峰、陳企霞面前都談過。而在更多的同志面前說過他的好話?！睘榇?，還影響到丁玲同雪峰的關(guān)系，她在另一份材料里說，檢查文藝報工作時，“我同雪峰同志幾乎有一年之久未常見面，見面時也只有點頭招呼，問問身體情況，沒有交談過什么，并且有兩年的樣子，彼此都有些隔閡。我當(dāng)時體會大約是對周揚同志的領(lǐng)導(dǎo)有些意見，我的思想里有一部分并不同意雪峰同志平日的某些看法和作法，并不覺得他都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