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荒誕，在于場景不斷變化，人人都可能轉(zhuǎn)為批斗對象。同是天涯淪落人，“走資派”要好得多，群眾再怨恨，內(nèi)心深處多少會有忌憚。民怕官畢竟是傳統(tǒng)，考察中國大歷史，當官的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啥時候真正吃過虧。

在一個不好的時代，落井下石和被落井下石，最常見的兩種境遇，具體到俞大，光曾國藩后人這一條，已足以取她性命。曾國藩是屠殺太平軍的劊子手，年青一代的仇恨與生俱來，一旦爆發(fā)，后果相當嚴重。

俞大的嫡親哥哥俞大維，逃到臺灣的國民黨國防部長，加上這一條，她的反革命罪行不堪設(shè)想。知道內(nèi)情的人悄悄替她惋惜，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年國民黨政權(quán)往臺灣去，飛機上座位都留好了，她和丈夫曾昭掄，還有妹妹俞大縝，以及小姑子曾昭燏，義無反顧地都選擇了留在大陸。

俞大之死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反抗，以死相抗的還有老舍，他早走了一天。還有傅雷，他晚走了十天。俞大服毒，老舍投湖，傅雷自縊，共同點在于，都遭到了非人對待，都被暴打，都被凌辱。俞大是英語教學界的老前輩，老舍是優(yōu)秀作家，傅雷翻譯了巴爾扎克，我們都曾受惠于他們。

我不認為他們后悔留在大陸，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老一輩人的理想境界，遠不是我們平庸的腦袋所能想象。在俞大逝世一年前，她的小姑子從南京的靈谷塔上一躍而下，結(jié)束了性命。此時距“文革”還有些日子，政治恐慌讓人窒息，曾昭燏的決然而去，讓她避過了人格污辱。

人是有尊嚴的動物，是可忍，孰不可忍，人同時又非常脆弱，像根很容易折斷的蘆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