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灝日記中曾轉(zhuǎn)述美國大使詹森（Y.F.Johnson）對胡漢民、汪精衛(wèi)、蔣介石三人的觀察和評價：胡漢民思想堅決，但教條，窄隘，不易與人合作；汪精衛(wèi)善于變化，但無甚原則；蔣介石“目光動人，但對人從不信任，各事親勞”。翁認(rèn)為詹森的觀察頗獨到，顯然深有同感。

抗戰(zhàn)中，時任軍令部長的徐永昌在日記中寫道：“國軍不能練精，由于蔣先生不善治軍耶？由于不能執(zhí)簡御繁耶？由于防下過甚耶？”；“……委員長不能執(zhí)簡御繁，用人不疑?！?/p>

在蔣看來：“無論為個人，為國家，求人則不如求己。無論親友盟人之如何親密，總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業(yè)，無論大小成敗，皆不能輕視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則最不可恃之物也?！?又認(rèn)為：“無論何人為汝盡力，必欲稱功望恩，而實患難死生，除生母之外，任何人不能相共也?！?/p>

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賴，想不獨裁也難。

四 黨國無人，只好“獨裁”

人的個性特質(zhì)并非一成不變。隨著外在環(huán)境、個人地位等因素的變化，個性中的某些方面也可能發(fā)生變化。

北伐前后，蔣介石還多少能夠聽取黨內(nèi)元老和同輩朋友的意見和建議。當(dāng)他征服了一個又一個的競爭對手，成為真正的最高領(lǐng)袖以后，自我認(rèn)知越來越膨脹。西安事變前夕，蔣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已超越“豪杰”而以“圣賢”自期：“從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賢自待，今日乃以圣賢自期，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抗戰(zhàn)爆發(fā)以后，他進一步贏得全國人民的一致?lián)碜o，其自我感覺也更加膨脹：“從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賢自待，今日乃以圣賢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相隔一年，從“以圣賢自期”，到“以圣賢自待”，僅一字之差，感覺已大不同。

1937年9月29日，蔣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余不愿為時勢所造也?！辈辉笧闀r勢所造，自然是要造時勢。既“以圣賢自待”，自可乾綱獨斷，而不必征求別人的意見，也聽不進不同的意見。強烈的自戀，勢必貌視一切。讀三四十年代的蔣介石日記，一個深切的感受，是他對部下和身邊人的評價大多是“無能”、“無用”、“愚蠢”、“幼稚”。蔣常嘆：“世道日非，人欲橫流，欲得一賢能之士為助，如何求之?！?“所用之人，所有機關(guān)，幾無一如意。” “除妻之外無一人能為余代負(fù)一分責(zé)，代用一分心。” “對內(nèi)對外，對老對少，對文對武，皆須以一身親當(dāng)。” 由于對人不信任，做事只好親力親為。熊式輝曾當(dāng)面建議蔣介石“不宜日理萬機，陷于事務(wù)主義之深坑?！率鹿H，終必俱誤?！毙懿⒁浴耙坏热擞媒M織，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進諫。蔣則以“中國人才太少，委之事權(quán)，類不能達(dá)成任務(wù)”相辯。

其初不信任人，進而目空一切；其初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信任，進而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賞識，對手下人和黨內(nèi)干部，多是責(zé)備乃至痛罵，久而久之，手下人也就唯唯諾諾。熊式輝在日記中記述，蔣演講訓(xùn)話，“禁制有余，發(fā)揚不足，消極否定之詞太多，必使一般同志氣沮膽怯，若更為聲色俱厲，責(zé)備太嚴(yán)，則人將但求無過，不求有功，而走上敷衍因循之路。” 熊對蔣直言：“總裁督責(zé)過嚴(yán)，干涉太甚，必毀滅干部的責(zé)任心?！毙苓€引述了甘乃光的看法：“甘乃光夫婦來談，總裁每次開會常多訶斥之言，似不相宜。伊云國家官吏罪過當(dāng)法辦，以家長作風(fēng)言語呵斥，于法于禮俱為不宜。又言總裁用威太過，昔時有人云，胡可敬，汪可愛，總裁可畏。西安事變后國人皆愛戴，新生活運動發(fā)動以后，國人[更]加敬服。但總覺愛與敬俱未足以畏并論，相差甚遠(yuǎn)?！?/p>

在蔣看來，軍事將領(lǐng)“無能”，只好自己越級指揮；行政干部“無能”，只好自己兼職數(shù)十。黨國“無人”，也就只好自己“獨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