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革命黨而言，第一代魅力領袖逝世后的權力繼替，往往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關口。創(chuàng)業(yè)的第一代領袖大多能力超凡，長期在其蔭護下成長起來的第二代很難脫穎而出。第一代領袖一旦逝世，繼起者在能力與威望上常遙不可及，黨內(nèi)一時難以產(chǎn)生一個足以懾服各方和籠絡各派的強勢人物。在無人足以服眾、而黨魁易位又尚未建立常規(guī)法理機制的情況下，黨內(nèi)接班人之爭便應運而生。

孫中山去世后，黨魁繼承人之爭最初主要在胡漢民與汪精衛(wèi)之間展開。蔣介石在國民黨內(nèi)的資歷與地位均較淺，本無置喙機會，但亂世政治難以預料。孫死后僅一年，蔣介石竟脫穎而出，異軍突起。過去學界多將焦點投注于蔣、胡、汪三大巨頭的權力爭斗與權力消長，而對三巨頭之外的黨國元老在黨內(nèi)斗爭中的政治向背及其影響則關注不夠。本章試圖就蔣介石與黨國元老關系的演變，作一粗略的梳理。這里所稱的“黨國元老”主要以“西山會議派”（簡稱“西山派”）和“民國四老”為中心，討論時間集中于1925－1932年間。

這一階段國民黨派系斗爭的焦點主要為接班人之爭與黨統(tǒng)之爭，同時亦夾雜著國共之爭和路線之爭。

北伐時期，胡漢民提出“黨外無黨，黨內(nèi)無派”的主張。 “黨外無黨”不僅意味著其他政黨不能合法存在，也表明黨內(nèi)持不同政見者和派系勢力不能脫離原黨另立新黨，否則就可能喪失黨統(tǒng)的合法性。在此情況下，黨內(nèi)不同派系為了合法存在，必須首先在黨內(nèi)制勝對手，爭奪黨的“正統(tǒng)”，然后以“中央”的名義號令全黨，宣布對手為非法的“偽”組織，或取消對方成員的黨籍。“黨統(tǒng)”既成為一項極重要的政治符號，爭“黨統(tǒng)”自然也成為二三十年代國民黨內(nèi)各次文爭武斗的核心問題。陳誠在晚年回憶錄中談到：“當時的黨統(tǒng)，和春秋時代的周天子一樣，本身雖是一個空架子，但那些強大的諸侯，要想誅除異己，一定要托他的名行事，然后才覺得應天順人，而不是窮兵黷武。” 陳誠所謂的“諸侯”，想必不包括蔣介石在內(nèi)。而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其實并不例外。

誰是“黨統(tǒng)”的代表？“黨統(tǒng)”的象征是什么？

1931年6月，蔣介石在日記中提到，黨內(nèi)長期存有“無粵人胡、汪即不成黨”的看法。 這一看法表明，胡漢民和汪精衛(wèi)在相當一段時間里被黨內(nèi)同志視為“黨統(tǒng)”的象征性人物。蔣雖稱不認同這一“奇言”，也要求黨內(nèi)同志不要為這一“奇言”所惑，然而蔣在南京政權初期，要么聯(lián)胡以制汪，要么聯(lián)汪以抑胡，均難以完全擺脫胡、汪而獨立特行，這恰是無法回避“奇言”在黨內(nèi)的巨大影響力。

另一方面，自1924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起，黨的全代會不僅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也具有“黨統(tǒng)”的象征意義，于是在一段時期里，自開黨代會便成了黨內(nèi)各派爭奪“黨統(tǒng)”的一大要著。繼西山會議之后，諸如粵二大、滬二大、粵四大、滬四大、寧四大、改組會議、擴大會議、非常會議等紛紛出籠。與此同時，黨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與中央監(jiān)察委員，其身份也具有某種“黨統(tǒng)”象征性。尤其是前兩屆的中央委員，在國民黨內(nèi)多被視為“黨國元老”。這些黨國元老雖然不掌握槍桿子，卻在黨內(nèi)具有某種號召力和特殊地位，亦因為此，蔣介石在處理與黨國元老的關系時，既要利用黨國元老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又想擺脫黨國元老對自己的掣肘。蔣如何拿捏與調(diào)和兩者的關系，自然也值得我們來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