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秋，在張家口農(nóng)科所勞動兩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單位作了如下鑒定意見：“（汪）有決心放棄反動立場，自覺向人民低頭認罪，思想上基本解決問題，表現(xiàn)心服口服?！眴挝稽h組織建議摘帽，并分配到政治力量堅強的部門做適當工作。北京的原單位沒有接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無奈情況下，給西南聯(lián)大老同學、北京京劇團藝術(shù)室主任楊毓珉寫信。

現(xiàn)年八十歲、剛做完胃癌手術(shù)的楊毓珉至今還清晰記得當時的情景：

那時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來。跟團里一說，黨委書記薛恩厚、副團長蕭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長孫房山是個戲迷，業(yè)余喜歡寫京劇本，寫過《河伯娶婦》、《洛陽宮》，后來“文革”時有人認為《洛陽宮》影射人民大會堂的建設而差點把他整死。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應下來，曾祺就這樣到團里當了專職編劇。

（1999年6月19日口述）

孫房山曾當過延安評劇院協(xié)理員，畢業(yè)于山西大學歷史系，喜歡寫歷史劇。他看過汪曾祺50年代創(chuàng)作的劇本《范進中舉》，欣賞汪的才華。50年代初汪曾祺做過《說說唱唱》編輯，寫過一些研究民間文學的文章，在北京的文化圈子中頗有名氣。因此作為北京市人事局長，孫房山一出面，原以為有難度的調(diào)動工作就順利地解決了。

袁韻宜當年在戲曲指導委員會劇目組工作，曾把《范進中舉》推薦給副市長王昆侖，王覺得不錯。但劇團認為戲冷，不熱鬧，不叫座。奚嘯伯有文化，讓好友歐陽中石動筆調(diào)整。袁韻宜回憶說：“汪曾祺的本子有基礎(chǔ)，善于刻畫人物，但故事性不強，沒有太多沖突。演出后在奚派中算一個保留劇，但很難推廣?！保?998年6月26日口述）

汪曾祺會寫戲，愛表現(xiàn)人物內(nèi)心活動，在北京文藝圈內(nèi)已小有影響，不少人認可他文字上的功力。

老作家林斤瀾介紹說，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都關(guān)心過汪曾祺調(diào)動之事。

1963年汪曾祺開始參與改編滬劇《蘆蕩火種》，由此揭開了他與樣板戲、與江青十多年的恩怨與糾葛，構(gòu)成他一生寫作最奇異、最復雜、最微妙的特殊時期。

當時擔任北京京劇團副團長的蕭甲講述道：

為了趕1964年現(xiàn)代戲匯演，團里迅速充實創(chuàng)作力量。改《蘆蕩火種》第一稿時，汪曾祺、楊毓珉和我住在頤和園里，記得當時已結(jié)冰，游人很少，我們伙食吃得不錯。許多環(huán)境描寫、生活描寫是從滬劇來的，改動不小，但相當粗糙。江青看了以后，讓她的警衛(wèi)參謀打電話來不讓再演。彭真、李琪、趙鼎新等北京市領(lǐng)導認為不妨演幾場，在報上做了廣告，但最后還得聽江青的。這出戲在藝術(shù)上無可非議，就是因為趕任務，以精品來要求還是有差距的。

我們又到了文化局廣渠門招待所，薛恩厚工資高，老請我們吃涮羊肉。這次劇本改出來效果不錯，大家出主意，分頭寫，最后由汪曾祺統(tǒng)稿。曾祺隨和、認真，寫東西苦熬，是強烈的腦力勞動，我們之間能說通，互相理解，沒有太多不同意見。滬劇本有兩個茶館戲，我們添了一場，變成三個茶館戲，后來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氣逼人，涉獵面很廣。他看的東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書。年輕人請教，他就談怎么借鑒、化用，怎么取其意境。

當時他比較謹慎、謙虛，據(jù)說解放初時是比較傲的。劇中胡司令有一句唱詞特別長，周和桐唱砸了，觀眾哄笑。周和桐情緒不好，找我說：“團長，我怎么唱？”我說：“改一改吧?！苯Y(jié)果改成十個字。曾祺不太同意，但后來還是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