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出走彼岸，也絕非只從個人的一己之私利出發(fā)。實際上，作為修行之人，他早已無欲無求，寵辱皆忘，更無黨派得失之憂患。他從中國文化的覆立出發(fā)、從文脈道統(tǒng)的傳承出發(fā)，敢于自任于存亡繼絕之際，矢志于皓首窮經(jīng)、求學問道之事，欲以“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為畢生志趣，將此身此世托付于弘道傳法的行跡之中，頗有船山先生“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豪邁。所以，父親才決定保全性命于亂世，只身東渡臺灣，唯愿留一盞微弱的文化之燈，期冀能在日后燭照中華大地。如同古希臘圣哲亞里士多德在出逃雅典時，曾說“我不想讓雅典人再犯下第二次毀滅哲學的罪孽”一樣，父親彼時或許也有“不想讓中國人再犯毀滅傳統(tǒng)文化的罪孽”的類似心境吧。但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父親此時去臺與三十年后離臺去美，以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年代“告老還鄉(xiāng)”，其志趣都是始終如一的，那就是要續(xù)接文脈，傳播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火種。

雖然對父親而言，走是決絕而必然的，但畢竟是離別父母之鄉(xiāng)，而且前路未卜，總有些戀戀不舍。因而，他并沒有直接去臺灣，而是先后到了杭州天竺和廬山天池寺清修了一段時間。最后又只身到了上海，住在虹口區(qū)的一個佛教醫(yī)院里。當時，當家的智方法師把一間特等病房的鑰匙交給了父親，使父親在兵荒馬亂的年頭，有了一個清靜的安身之處。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當上代總統(tǒng)。此時，李宗仁的“軍師”白祟禧，從武漢托人給父親傳話，請父親出山，許諾他政治參議兼秘書的官銜。對此，有人說這是“老亮”找“小亮”，因為白崇禧素有“小諸葛”之稱。

然而，此時的局勢是國民政府只剩下半壁江山，風雨飄搖，猶如西晉滅吳之際的“金陵王氣黯然收”的局面。父親已然看透了國民黨必敗無疑，于是引用了兩句五代時人劉洞的古詩給傳話人，“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yǎng)士得何人”婉拒了當局的邀請。

一九四九年，戰(zhàn)場形勢已經(jīng)非常明朗，原來還持觀望態(tài)度的“黨國人員”、殘兵敗將、土豪士紳，紛紛倉皇逃離。由于戰(zhàn)火紛飛，時局混亂，去臺人員身份相當混雜，臺灣當局害怕有中國共產(chǎn)黨方面人員混入其中，于是隨即宣布，從三月一日開始，臺灣實行出入境管理制度，凡是進出臺灣的人，都得有當局頒發(fā)的出入境證件。父親不愿向主管這事的人低頭，于是提早買好了去臺灣的輪船票，于二月二十八日趕到臺灣，抵達基隆。回想起這段狼狽出逃的經(jīng)歷，父親曾感慨道：“三百年來養(yǎng)士朝，為何文武盡皆逃?！?/p>

由于父親對唯識學也沒有足夠透徹的把握，因此父親每次和學生講時，都從不說講解，而只說研究。

搬進蓮云禪苑一周后，父親就開始“唯識研究”的課程了。

唯識學是大乘佛學三大體系之一，在南北朝時期傳入中國，鼎盛于唐代。唐朝之時，玄奘大師為了解決唯識理論存在的種種困惑、疑問，歷盡艱辛去印度求法，并和他的學生窺基法師貢獻一生心力，糅合印度十大論師的詮釋，編譯出了《成唯識論》。此后，“唯識宗”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佛學宗派正式形成，并得到迅速的發(fā)展?！冻晌ㄗR論》本是佛學中極重要的論著，對人類意識有著深入根本的探究，但深奧難懂。

以往，這門學問只存在于寺院內(nèi)的修行學者中。因為這本是玄奘從印度帶回的佛學論著，且從前寺院中的出家人，許多都是嚴格選拔出的通達儒、道的學者，他們本身便學識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