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件事。大約在錢玄同6歲時，他從塾師讀經。有一天，錢玄同偷看《桃花扇》傳奇，被塾師發(fā)現(xiàn)，劈頭打下一戒尺，正打在錢玄同眉心，留下了一個永遠的疤痕。塾師為什么對錢玄同這么嚴厲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錢振常督責之嚴。錢玄同的哥哥錢恂比錢玄同大34歲，十多歲就考中秀才，此后考了好多場也沒考上舉人，所以錢振常把兒子中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錢玄同身上，決不允許他看與科考無關的閑書。

錢玄同在其父親的嚴格管教下，十多歲時已經遍讀儒家經典。1898年，74歲的錢振常病故，長兄為父，錢恂承擔起了對錢玄同的教育之責，錢恂赴日做中國湖北省留學生監(jiān)督之前，給錢玄同聘請了老師，錢玄同得以繼續(xù)在家塾念書。錢玄同16歲時，他的母親周氏也病逝了。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守制”的人是不許參加科舉考試的。錢玄同原來準備去應舉，因為“丁憂”，而不得不放棄“童子試”，但這也因此使錢玄同的人生和思想出現(xiàn)了一個轉機：他從書房里走出來，偏離了原定的讀經書考秀才的軌道，進入了“新學”的廣闊天地。1905年，19歲的錢玄同到上海，進入新式學校南洋中學堂讀書。在這里，他讀到了劉師培等人的著作，劉師培在當時是虎虎有生氣的革命黨人，有“東亞一盧騷”的聲譽，他與章太炎是其時鼓吹排滿革命思潮最激烈的兩位代表人物，也是與章太炎齊名的年輕的國學大師，對于推動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近代化，建樹良多。

同年12月，錢玄同到日本東京看望兄長錢恂，這是錢玄同第一次出國到日本。錢玄同在東京住了幾個月，還學習了外語。1906年秋天，錢玄同第二次到日本，這一次他是作為留學生進入早稻田大學“清國留學生師范部”，研讀日語和教育學。

1906年，因發(fā)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并為鄒容《革命軍》作序，觸怒清廷，被捕入獄的章太炎出獄后，被孫中山迎至日本，并參加了同盟會，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1908年夏，章太炎在東京小川町《民報》社聚徒講學，錢玄同拜在其門下，這時期章門弟子還有黃侃、朱希祖、周樹人、周作人、許壽裳、沈兼士、馬裕藻等人，后來大多成就卓然。但這時期的錢玄同與周氏兄弟交往并不是太多。

1910年，錢玄同歸國，任浙江嘉興中等學校國文教員。辛亥革命后，錢玄同先在杭州教育專署任科員、視學；1913年到北京，連續(xù)在北京師范大學任專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講授的課程，以音韻學為主，還有“說文研究”、“經學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書真?zhèn)温哉f”等，并任國文系主任，后又長期在北京大學兼課。

1917年，錢玄同向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投稿，倡導文學革命，次年《新青年》雜志編輯部由上海遷移到北京，錢玄同開始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當時的其他五個編輯是：陳獨秀、胡適、劉半農、沈尹默、李大釗。錢玄同在《我對于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中回憶說：“（民國）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大事革新，聘陳仲甫（獨秀）君為文科學長，胡適之（適）君及劉半農（復）君為教授。陳胡劉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運動，主張文學革命；啟明（周作人）亦同時被聘為北大教授。我因為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之不合理者應該被打倒’，‘文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是十分贊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志，愿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在國內是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接著第二三四諸號都有啟明的文章。但豫才則尚無文章送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四卷第五號里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