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主義的女性曲線復活的時候，具有革命優(yōu)先權的身體又跌入了商業(yè)經濟的陷阱。暴露（風情）的交換價值，成了所有商人不言自明的巨大賣點?！帮L情”在女權主義者看來，也是被男性話語建構的結果，是被贊美、欣賞、歌頌、詛咒、觀看、享用的客體，因為女人一直不具有對自身的發(fā)言權，自在自為的女性身體是難以想象的。身體的命運不是被政治收編，就是被商業(yè)認領，我們的身體已經無路可逃。

但我還是愿意把商業(yè)性看成身體敘事的一種結果，這和政治化的身體不同。以前的政治話語，是對身體話語執(zhí)行就地槍決，而商業(yè)時代的身體話語，有了緩刑的可能。身體話語的自在自為性，只能體現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礎上。經歷了身體的政治囚籠之后，我們的目光落在新一代的身體書寫之上，鮑德里亞的身體理論就顯得太“西方”了。這不是和社會主義相對應的西方，而是一個正在努力走向多元化、與“一”的社會相對應的西方，所以，當我們談論身體的時候，必須識別這種談論的參照系，是現在的西方，還是我們的過去。

臨近身體，首先必須臨近我們的存在，這是一個互為因果的關系。

對身體的敵意，已經從過去的國家主義監(jiān)控（比如控制女性曲線的審美觀），下滑到道德倫理層面，政治倫理的尷尬身影側身躲在了道德倫理的溫暖懷抱中，獲得了更大的欺騙性。我們發(fā)現前面提到的1964年文本中對“女性曲線”的壓抑，已經延伸到當今的男權話語之中，比如“美女作家”，比如“坐臺女作家”，比如“妓女文學”。這些詞匯隱含著臭名昭著的仇恨邏輯，這是男權意識自動書寫的表現，女人一旦寫到自己的身體，男人就立即認為這是做給他們看的，是在賣弄。而具備了身體自覺意識的女人們，回答說：我的短裙，與你無關。

在我們的性別政治中，身體權利一直姓“男”，身體書寫的性別也是“男”。女人或者女人的欲望，要么是禍水，要么是鬼魅，總是在將男人導向毀滅：如果他想志得意滿，聽從仕途功名的召喚，那么女人就意味著禍水；如果他正失魂落魄，受到權威社會的冷落，那么女人就意味著安慰，安慰也是陰冷的安慰，來自鬼魅世界的安慰——比如《聊齋志異》。還有一種就是把女人絕對物化成古玩，而古玩最文學化和抒情性的表達可以在《紅樓夢》中找到。這里牽涉許多問題的轉換，男人—女人、人—身體、愛情—色情，這三組關系長久以來形成的偉大對立，是積極與消極、高貴與低賤、生產與耗散、事業(yè)與休閑、贊美與詛咒的對立。而所有這些對立，是因為我們思考盲區(qū)對后者的遮蔽，在這個意義上，才出現了法國哲學家巴塔耶的《色情史》，試圖顛覆這些偉大的對立。他說：“色情從根本上看，是內心生活的特征之一。而我們的內心生活是無法被限制的，即使我們勉為其難，因為我們?yōu)楦玫匕盐丈?，選擇了一個對象，這個對象無疑是思想的普遍對象……”思考對象的轉移，是從微觀視覺上調整我們對于生命的態(tài)度，是痛苦和愉悅的轉換過程，在轉換中發(fā)現生命的無限秘密，在經驗上豐富我們的內在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