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陳序經，傅斯年很不走運。

在國民黨政府中，最有可能把陳寅惆搶運”走的，恐怕只有傅斯年。1949年，身在臺灣的傅斯年，多次致電陳寅恪催其赴臺。

歷史還為后人留下了更多的線索。1948年底陳寅恪自北平飛抵南京的第二天，也即12月16日，國民黨政府便宣告傅斯年出任臺灣大學校長。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在臺灣正式就職。

傅斯年當然知道陳寅恪的價值。

遠在1928年，傅斯年等人創(chuàng)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這一點上，傅斯年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是有相當貢獻的。該所云集了一批可算是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精英。史語所共設歷史組、語言組、考古組三個機構。三個組的負責人皆一時之俊杰。歷史組負責人是陳寅恪，語言組負責人是趙元任，考古組為李濟。趙元任，現代杰出學者，在語言學等領域有很深的造詣。趙早年已負盛名，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導師之一。李濟，中國現代科學考古發(fā)掘的開山人之一，領導了被世界稱之為“二十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fā)掘之一”的安陽殷墟的發(fā)掘。三組負責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三人都曾遠赴美國哈佛大學求學，趙、李兩人并獲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陳寅惲趙元任、李濟三人后來都成為各自學科領域的巨匠，而傅斯年把他們招至麾下時，陳寅恪才三十八歲，趙元任三十六歲，李濟更年輕，只有三十三歲。

作為一個管理學人的行政人員，傅斯年亦可算是一個高手。他太了解二十世紀前期像陳寅恪這樣一類知識分子的個性與人生理想，他極少與所內的學人談論實際的政治問題。傅斯年死后二十多年，李濟在回憶文章中尚如是說，“傅斯年知道我們這些人不懂政治，他從不跟我們談政治”。這是傅斯年治事用人的高明之處。這樣的例子還有一些。傅斯年當年在史語所有一硬性規(guī)定，不準所內人員兼職。陳寅恪與趙元任時為清華教授，無奈，傅斯年只好特允陳、趙兩人例外，兩頭兼顧。據說，當年也只有這兩個人是例外。陳寅恪雖是歷史組負責人，卻一直是掛名的，并不負責具體的行政工作。傅斯年也不苛求陳，但對陳的意見幾乎是言聽計從。由此可見傅斯年對陳寅恪相知之深。

撇開其將自己的命運與國民黨聯結在一起的一面，傅斯年其實也算是一個很有天賦的學人。這位生于1896年的山東人，十歲時被譽為神童，十七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二十三歲赴倫敦大學留學，二十七歲轉德國柏林大學研究哲學。陳寅恪這時正在柏林大學研究比較語言學。若從這個時候算起，直到1948年，陳寅恪與傅斯年的交情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傅斯年介乎學人與為官治事之間，一生行藏似乎更偏重于后者，二十多年來他先后擔任過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干事及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但作為學人，傅斯年亦有著述，對明史及中國東北地區(qū)的歷史有相當的研究。傅為人正直，嫉惡如仇，令人感興趣的是，這位長年與國民黨“同甘共苦”的學人，身前身后獲得了少有的“賢聲”。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傅斯年識才，懂得珍惜人材。同時他的博學與文化學術思想，也贏得了那個時代一些知識分子的好感。

在陳寅恪的一生中，相交如此之長、如此之厚的官方人員，傅斯年恐怕可算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