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小時，大約三四歲，一個人到家門口的公園去玩。有人來問他籍貫，他說： “我是湖南人，我妹妹也剛好是湖南人，我的爸爸和爺爺、奶奶都是湖南人，只有我媽媽是江蘇人?！?/p>

他那時大概把籍貫看成某種血型，他們全屬于一個整體，而媽媽很奇怪，她是另類。

這個笑話在我們家笑了很多次，但每次笑的時候，我都悄悄生疼，從每一寸肌膚，每一節(jié)骨骸。

我有個同學，她說她母親當年結婚時最強烈的感覺便是“單刀赴會”。形容得真是孤凄悲壯，讓人想起“風蕭蕭兮易水寒，淑女一去兮不復還。”父系中心的社會，結構完整嚴密，容不得女子有什么屬于她自己的面目，我的兒子并不知道他除了姓林，也該姓二分之一的張，籍貫則除了是湖南長沙，也包含江蘇徐州。

母親生養(yǎng)了孩子，但是她容許孩子去從父姓。其實姓什么并不重要，生命的傳遞才是重點，正如莎士比亞說的：

“我們所謂的玫瑰，如果換個名字，不也一樣芳香嗎？”

可貴的是生命，是內在的氣息，而不是頂在頭上的姓氏或里貫。

晚明清初，有本書寫得極好，叫《陶庵夢憶》。顧名思義，作者當然應該姓陶。其實不然，作者的名字叫張岱。為什么姓張的人卻號陶庵呢？簡單地說，就是作者在從事懷舊的、委婉的書寫之際，不自覺地了解到自己也有屬于母親的、屬于女性的一面。而他的母親姓陶，他就自號“陶庵”。

也許只有那顆纖細的敏感的作者之心，才會使他向母親的姓氏投靠。

張岱的情況更特別一些，他是遺民，身經亡國之痛。他勉強活下來，是因為想用余年去追述一個華美的、消失了的王朝。他渴望為逝去的朝代作見證并盡孝道，大明朝是他的父親，也是他的母親。

英國出生于二十世紀初的劇作家弗雷（寫過The Lady\'s not for burning）把自己的姓和宗教，都改成了外婆的，他本姓哈里斯，十八歲才改的。

近代作者中直截了當用筆名來表達皈依母親之忱的便是魯迅了。魯迅原姓周，叫周樹人，與周作人是兄弟，并享盛名。魯迅算是第一個寫現(xiàn)代小說的作者，有趣的是他的小說背景永遠繞著魯鎮(zhèn)打轉，“魯”是周樹人母親的姓，他選擇這個姓來作自己的筆名，似乎有意向父系社會的姓氏制度挑戰(zhàn)。一生下來便已被命名為周樹人是他無法抗議的，但當他有機會給自己安排一個新名字，他便選擇姓母親的魯。

附帶一提的是，魯迅的筆一向辛辣犀利，挖苦阿Q或孔乙己絲毫不留余地，但他筆下的女性卻在堅苦卓絕中自有其高貴而永恒的刻痕，如華大媽，如夏四奶奶……

改姓改得更晚的是臺大外文系的黃毓秀，在她改姓母親的姓氏“劉”之前，其實常建議同學叫她“毓秀”老師。

還有一位在桃園監(jiān)獄中服刑的年輕人，忽然從“天人菊寫作班”學會了寫作，生命也因而重新翻了一翻，他為自己取了個筆名叫蘇楠，他的理由如下：

因為我最最偉大、最親愛的媽媽姓蘇，她常常向我們抱怨，家里三個小孩沒人和她同姓，無人和她同心。每回鬧別扭，都嚷著說，你們這些姓鄭的如何怎樣、怎樣如何的。所以，我的筆名一定要和媽媽同姓。

作家大概是最容易為母親打抱不平的人，最容易向弱勢母親認同的人。

當代作家中的余光中，其身份證上法定籍貫雖是福建永春，但他少年時期一向認同的卻是母親的故里，江南煙水之地。

下一次，當有人問及我們姓氏里貫之際，讓我們——至少在心里——也承認母親的這一邊的姓氏里貫吧！

——原載1999年5月號《臺北畫刊》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