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師學堂的官辦色彩相當濃厚，到處烏煙瘴氣。而魯迅的觀念也不見得很明澈。在此期間，他曾經(jīng)同周作人一起參加過一次科舉考試，不論出于何種原因，行為本身是倒退的。幸而，這種歧路彷徨的階段很快終結(jié)了。

一所新型的學校拯救了他，在礦路學堂里，雖然學的漢文還不脫老八股，但畢竟有了不少新科目：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以及德語。特別是地質(zhì)學和礦物學，對魯迅來說，是十分刺激的。整個課堂設置是西式的，連教科書也用洋書。第二年，總辦換成新黨人物以后，學校的空氣便變得更加活躍了，魯迅有一段文字，生動地記錄了新黨出現(xiàn)的情形：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華盛頓是什么東西呀？……”

這時，看新書的風氣在學校流行起來。魯迅懷著急迫而興奮的心情，閱讀了嚴復編譯的《天演論》。該書原屬英國著名生物學家、被稱為“達爾文的斗犬”的赫胥黎的著作《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譯者將導論及本論譯出，其實相當于改寫，結(jié)合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實行人治，同歸于天演”的思想，外加按語，獨出機杼地作了革命性的闡釋。其中，著重強調(diào)“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原理，為國人撞響救亡圖存的警鐘。

《天演論》于1898年出版，隨即在知識界引起巨大的震蕩。魯迅深受達爾文學說的影響，危機感、斗爭、科學和進步，從此成為一生中的基本信念，即使后來接觸到其他不同的學說，對此也不曾有所動搖。

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以后，中國一面加速陸沉，一面奮力崛起。義和團運動以一種畸形的集體性行為，試圖依憑傳統(tǒng)的單向方式，解決帝國列強勢力所強加的殖民困境。這種民氣，很快隨同圓明園的大火一起湮滅了。救亡的重任，自然落到蛻變的封建士人和新興的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身上。他們深明所屬的兩難處境，因此深知，必須承受難堪的歷史屈辱，向強大的敵手學習生存。由于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的迅猛發(fā)展，尤其接受了庚子賠款的教訓，中國朝野上下，都把它看作學習西方的最切近的跳板。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學生留學日本；至1906年，十年問在日的留學生總數(shù)共達12000人，形成一股留日的狂潮。

魯迅正是在這一潮流之中，作為官費生，由學校選派到日本去的。此間是19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