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吧，法國有些小說家就這樣提出問題：在電影時代，小說應(yīng)該怎么寫？該看到的電影都演出來了，該聽到的廣播也播出來了。托爾斯泰在《戰(zhàn)爭與和平》里花幾十頁寫出的東西，用寬銀幕電影幾個鏡頭就能解決。還照經(jīng)典作家的寫法，沒有人愛看，頂多給電影提供腳本——如我們所知，這叫生產(chǎn)初級產(chǎn)品，在現(xiàn)代社會里地位很低。在那時，電影電視就像比爾·蓋茨的緊身衣，對藝術(shù)家來說，是天大的災(zāi)難。有人提出，小說應(yīng)該向詩歌的方向發(fā)展。還有人說，小說該著重去寫人內(nèi)心的感受。這樣就有了法國的新小說。還有人除了寫小說，還去搞搞電影，比如已故的瑪格麗特·杜拉斯。我對這些作品很感興趣，但憑良心說，除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幾年來沒讀到過什么令人滿意的小說。

有人也許會提出最近風(fēng)靡一時的《廊橋遺夢》，但我以為，那不過是一部文字化的電影。假如把它編成軟件，鉆到比爾·蓋茨的緊身衣里去享受，會更過癮一些。相比之下，我寧愿要一本五迷三道的法國新小說，也不要一部《廊橋遺夢》，這是因為，從小說自身的前途來看，寫出這種東西解決不了問題。

真正的小說家不會喜歡把小說寫得像電影。我記得米蘭·昆德拉說過，小說和音樂是同質(zhì)的東西。我討厭這個說法，因為好像這世界上沒有了音樂，就說不出小說該像什么了；但也不能不承認，這種說法有些道理。小說該寫人內(nèi)在的感覺，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僅此還不夠，還要使這些感覺組成韻律。音樂有種連貫的、使人神往的東西，小說也該有。既然難以言狀，就叫它韻律好了。

本文的目的是要紀念已故的杜拉斯，談?wù)勊男≌f《情人》，誰知扯得這樣遠——現(xiàn)在可以進入主題。我喜歡過不少小說，比方說，喬治·奧威爾的《1984》，還有些別的書。但這些小說對我的意義都不能和《情人》相比?！?984》這樣的書對我有幫助，是幫我解決人生中的一些疑惑，而《情人》解決的是有關(guān)小說自身的疑惑。這本書的絕頂美好之處在于，它寫出一種人生的韻律。書中的性愛和生活中別的事件，都按一種韻律來組織，使我完全滿意了。就如達·芬奇畫出了他的杰作，別人不肯看，那是別人的錯，不是達·芬奇的錯；米開朗琪羅雕出了他的杰作，別人不肯看，那是別人的錯，不是米開朗琪羅的錯?，F(xiàn)代小說有這樣的杰作，人若不肯看小說，那是人的錯，不是小說的錯。杜拉斯寫過《華北情人》后說，我最終還原成小說家了。這就是說，只有書寫文本能使她獲得敘事藝術(shù)的精髓。這個結(jié)論使我滿意，既不羨慕電影的鏡頭，也不羨慕比爾·蓋茨的緊身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