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是2003年到華東師大來做特聘的。來后，我一直很注意為華師引介人才。第一個引介的是沈志華，第二個就是高華。

對于沈志華來華師，我做的具體工作不多。但對高華，我一直在做聯(lián)系和推動的工作。

因為我多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參加民國史研究較多，和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民國史的人比較熟悉，知道他們內(nèi)部人事關系較復雜。高華在南大取得博士學位后，也算是民國史研究隊伍中人，卻始終融不進南大民國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職稱的問題解決得也不順利。尤其是他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在香港出版后，各種意見紛紛攘攘，一時爭議不斷，在重視民國史研究、輕視中共黨史研究的南大歷史系，他的處境就更顯尷尬。

鑒于我初來華師時，現(xiàn)當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華的能力、學問和聲望，肯定極有助于華師現(xiàn)當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我便主動聯(lián)系高華，嘗試動員他轉(zhuǎn)來華師。對于高華當時面臨的種種困難，我則設法一一向校方探詢可能的解決辦法。在當時任黨委書記的張濟順教授的全力支持下，這件事很快就順利運行起來。記得當時為他孩子的問題、太太工作的問題，包括他來上海的臨時住所問題，每件事我都直接請示張書記和學校有關部門的領導，然后挨個去跑每個部門。光是他的臨時住房，為了從房管處最初提供的一居室，換成他所希望的兩居室，我就跑過好幾次。房子確定后，內(nèi)部設置、水電煤氣的具體情況，我也專門去房子里一一檢查過。還記得一切談妥后高華夫婦一起到華師來，我領著他們?nèi)タ戳嗽谌A師二村定好的臨時住房。當時，兩口子可以說是發(fā)自內(nèi)心地感到高興，我也以為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為了最后落實高華夫婦調(diào)來華師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遲了去日本的訪學。事情辦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半年時間。這期間，我得知小劉已經(jīng)在華師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學也同意高華調(diào)來上海了，在學校幫助下，高華家已在新校區(qū)附近買好了房子??

然而，當我再從日本回到上海，卻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華無法調(diào)入上海，他的工作調(diào)動被迫停止了。

我這里不想復述我所得知的“不可抗拒的原因”是否成立，我只想說，這個消息對華師、對我來說，即便再難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樣的創(chuàng)傷，而對高華來說，這一消息則不啻一種沉重的精神打擊。無論我們再做多少補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華師的教職、招生及相關待遇等，都無法挽回此次挫折對高華身心所造成的傷害。

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高華原來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過部分肝硬化的情況。同時，高華雖然性格剛毅耿直，對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開，但如許紀霖所言，他個人及家庭過去的經(jīng)歷，決定了他仍舊會對一些事情看得較重，甚至會感到緊張。盡管事情發(fā)生后，他當面還會開解我們說“沒關系”，但他的一些表現(xiàn)還是讓我清楚地感覺到他內(nèi)心承受的壓力非常大。高華的工作調(diào)動之事早已成了一些人熱炒的話題，個別人甚至在網(wǎng)上對他冷嘲熱諷，進行人身攻擊。如今調(diào)動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風言風語，這對他本來就有疾患的身體顯然極為不利。

果然，重回南大上班后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誰能說我在這件事情上不是幫了高華的倒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