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南京國民政府默認并且贊同張學良的處理方針

辨明“九一八”事變時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張學良，并不能減輕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責任。

“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力圖訴諸悲情，證明曲在日方，“證明我軍對他們的進攻，都未予以還擊，更無由我方炸壞柳條溝路軌之理”。其辦法是訴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東北干部會議，作出的決定就是“一切聽各國裁判”。在隨后召開的東北外交委員會上，顧維鈞提出，立刻電告南京，要求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行政院提出抗議，請求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處理這一局勢。張學良和會議參加者都同意。其后，南京國民政府采納的就是顧維鈞的方案。

蔣介石從上海方面得到沈陽發(fā)生事變的消息后，立即致電張學良，要張向外宣傳時“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東北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無一語談及軍事準備與軍事斗爭。9月21日，蔣介石回到南京，在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提出：“先行提出國際聯盟與簽訂非戰(zhàn)公約諸國，以此時惟有訴諸公理也。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于相當程度，乃出以自衛(wèi)之行動?！?2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要求張迅令青島海軍集合塘沽，以防“與日艦發(fā)生萬一之意外”。此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國際聯盟，在相當的一段時期內都不曾指示張學良和東北軍抵抗。這就說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在事實上默認和肯定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

當然，揭穿日方謊言是必要的，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沒有下達任何一個軍事準備與抵抗的指示，卻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當時就提出：“當時當地軍隊若竟無一舍死之人，恐外無以啟世界對中國之信賴，內無以立后代兒孫之榜樣?！鄙墼獩_在參加中央黨部的緊急會議也認為：“所謂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開火攻擊，并非武裝軍人遇敵來襲擊至包圍繳械時，猶可束手交械而謂之不抵抗主義者。民族主義，國民精神喪失已盡，安怪異族之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也?！?/p>

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之所以默認并實行“不抵抗主義”。其原因和張學良一樣，也在于“恐日”，過高地估計了日本的軍事實力。1932年1月12日，蔣介石下野還鄉(xiāng)，在奉化武嶺學校演講時說：“中國國防力薄弱”，海陸空軍不足，一旦給日本提供“絕交宣戰(zhàn)”的口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應該說，這段話道出了蔣介石的思想癥結。

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之所以默認并實行“不抵抗主義”，其原因還在于“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當時，蔣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滅在江西等地不斷發(fā)展的中共和紅軍的力量，自然，對外必然采取息事寧人的對策。9月20日，國民黨中央訓令各級黨部“喚起全國國民，努力救國”，但是，其第一條卻居然強調：“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須根本鏟除”。

九一八之后，日本進一步企圖在華東地區(qū)挑釁。10月6日，日艦大舉來滬，蔣介石指示上海市長張群說：“日本軍隊如果至華界挑釁，我軍警應預定一防御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閘北，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這就較“不抵抗主義”向前進了一步了。

附記：

此文寫成，承臺北政治大學劉維開教授賜告，蔣介石《事略稿本》1928年5月11日記載：“上午辰刻，電馮玉祥云：已與譚、吳諸公商決，正如兄意，對日暫取不抵抗主義，各部仍以積極北伐為原則，已分頭進行矣?！贝穗娍勺C，當時持“不抵抗主義”者非止張學良一人。關于此，當另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