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饑荒年。1945年，盟軍擊敗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占領(lǐng)了奧地利。在我出生前兩個月，即1947年5月份，維也納因饑荒而引發(fā)了暴動。即便在我們當時居住的施蒂利亞州，食物也同樣短缺。很多年后，母親提醒我她和父親為了撫養(yǎng)我所做的犧牲時，總會說起她在鄉(xiāng)村覓食的經(jīng)歷：走過一個又一個農(nóng)場，一點點地搜集黃油、糖和糧食。她有時候一去就是三天。他們?yōu)榇税l(fā)明了一個詞——“囤食”，就像倉鼠囤積堅果；要知道乞討食物在當時很普遍。

塔爾是我們鎮(zhèn)的名字，那是個很典型的農(nóng)村。幾百個家庭在這里安家落戶，他們的房子和農(nóng)場組成自己的小村落，被鄉(xiāng)間小徑聯(lián)系在一起。沒鋪柏油的主路在滿是田野和松樹林的低山上延展。

我們很少看見當時管理此地的英國軍隊，只是偶爾會看到卡車載著士兵呼嘯而過。但是東邊被俄國人占領(lǐng)，他們就顯眼多了。冷戰(zhàn)已經(jīng)開始了，我們都很怕俄國人會把坦克開進來吞并我們。教堂里的牧師也會用恐怖故事來嚇人，說俄國人會射殺在襁褓中的嬰兒。

我家在山頂上的公路邊，小時候我一整天都很難看到一兩輛車開過。一座從封建時期保留下來的城堡廢墟就在我家正對面一百碼開外。

附近的斜坡上坐落著鎮(zhèn)長辦公室，以及母親讓我們?nèi)プ鲋苋諒浫龅奶熘鹘烫?；當?shù)氐娘埱f，或者說小酒館，是鎮(zhèn)上的社交中心。另外還有一座小學(xué)，我和長我一歲的哥哥邁因哈德就在那里上學(xué)。

我最早的記憶是母親洗衣和父親鏟煤的樣子。當時我還不到兩歲，但對父親的記憶卻很鮮明。他是個健壯的大家伙，很多事都親力親為。每年秋天我們會弄到冬天用的煤，一整卡車的煤倒在家門口，這時他就會讓我和邁因哈德幫他把煤抬到地下室。能當他的助手很讓我們自豪。

我的父母原本都是來自遙遠的北方的工人階級家庭——大部分人在鋼鐵工廠做工。“二戰(zhàn)”末期的一片混亂中，他們在穆爾祖拉格市②相遇了。我母親奧瑞莉亞，當時是市政廳食品配給中心的文員。她剛剛二十出頭，可戰(zhàn)爭卻將她變成了寡婦——她的丈夫在婚后八個月就戰(zhàn)死沙場。有天早晨，她正在辦公桌前工作，不經(jīng)意間注意到我父親正在過街——看起來比她稍年長，大概三十五六，但是又高又帥，穿著地方警員的憲兵制服。她對穿制服的男人有一種特殊的狂熱，所以自此她每天都會留意他。她弄清楚他的換崗時間后，就一次不落地在辦公桌前守候。他們會隔著打開的窗戶聊天，她會把手頭上的食品分他一些。

他叫古斯塔夫·施瓦辛格。他們在1945年下半年結(jié)婚了。那時他38歲，而她23歲。我父親被派往塔爾，管理一個四人小隊，負責(zé)鎮(zhèn)上和附近鄉(xiāng)村的治安。薪水勉強能維持生計，但這份工作給他們帶來了一個住處——一座林務(wù)官的老屋。護林人住在一樓，巡官和他的家人住頂樓。

我童年的家是個十分簡單的磚石建筑，規(guī)劃良好，厚實的墻壁和小窗用來抵擋山里冬季的寒冷。我們有兩間臥室，每間放一個煤爐用來取暖。還有一間廚房，我們在那里吃飯、做功課、洗漱、玩游戲。母親做飯的爐子讓屋里很暖和。

房子里沒有鋪設(shè)水管，沒有淋浴頭，也沒有抽水馬桶，只有一個夜壺。離家最近的水井在400米外，即使下著大雨或大雪，我們中間必須有一個人去打水。所以我們的水都是省著用的。我們把水燒熱，倒進臉盆，用海綿或布擦拭自己——母親會先用干凈水自己洗，然后是父親洗，最后輪到我和邁因哈德。水的顏色變深一點也無妨，只要我們不用去水井跑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