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電話鈴響了，又是他，又談他的讀后感，我說：“我到你那里去吧，能夠談得詳細些。”他說好。于是，我去了他的家。一進門，我就說：“我要事先聲明一下，我聽說你愛罵人，不過，我也愛罵人?！彼粗倚α似饋恚瑳]有一點愛罵人的樣子，將我讓進了他的書房，先是上好茶，后是遞好煙，接著入正題。

那次主要討論的一個問題，即是周作人的問題，他認(rèn)為《書屋》登多了評論周作人的文字。我說我的看法不同。我覺得對待周作人，今天的態(tài)度應(yīng)該是：人歸人，文歸文。無論周作人是個什么人，他的文字在今天在以后都是有人要看的，也是有人會研究的。而《書屋》所登的都是評論其文的文字，對其人品和歷史沒有一文一字的涉及（這是我在當(dāng)時編稿時小心切實把握的分寸）。他說登多了，就是傾向了，就代表了雜志的傾向，也表示了刊物的態(tài)度。我說歷史走到今天，如果說有進步的話，那就是有一些過去不能談的人事現(xiàn)在多多少少可以談了，而歷史也就在不可以和可以之間小步或者大步前進。他笑了。我又說，他也可就他的看法寫點文字給《書屋》，這對世人認(rèn)真思考必定是有好處的。他又笑。我又說，他所提的那個口號——立足湖南，面向全國，走向世界——其實，也可變一變的。他問如何變，我說可以倒過來，那就是——立足世界，面向全國，走向湖南。他笑了，我也笑了。他問我如何立足世界（這可是個關(guān)鍵問題，可見他的行政能力，或者說是運作思維），我說我一下說不好，或者我是這樣感覺的。我的看法是我們的出版應(yīng)該具有世界的眼光，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中國以及我們湖南的出版，運用我們的出版資源，用好我們的出版能力。他說確實有點意思（后來我在有些場合也曾談過這個想法，那是上個世紀(jì)九十年代，得到的卻是一些訕笑）。

和他的談話是愉快的，這是我要寫他的原因。

后來，我出了一本詩集《剪影》，送給他，他給我寫了一封信，說：“過去我總認(rèn)為你是一個理論工作者，不料你還是一位詩人?！蔽铱戳司痛笮?，因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位理論工作者。我仔細地想了想，我覺得我不是。

后來，我又送了他一本小說《李白三部曲》，他又給我寫了一信說：“你以前寫過一些小說，現(xiàn)在又出版了長篇歷史小說，可以說是一個作家了。你是中國作協(xié)或者省作協(xié)會員嗎？不知是否？我想應(yīng)該是的，否則就不公平了?！蔽铱戳耍执笮?，不公平的事太多（他也跟我說起過他所遇到的不公平），你又能有什么辦法？

我覺得他是關(guān)心我的，這也是我寫他的原因。

關(guān)于周作人的文章，我覺得張中行先生實在說得非常好：

先說內(nèi)容。還想分作思想、知識、見識三個方面。思想，這里指概括而最基本的，是對于世間事物尤其對于人生，周作人是怎么看的。對人生有看法，有抉擇，這本是孔老夫子所說的“朝聞道”的道。周氏多次說他不懂道。我的體會，這是指熊十力先生和廢名先生爭論的道，而不是對世間事物有看法、能分辨是非好壞的道。這后一種非形而上的道，周氏不僅有，而且明確而凝固。是什么呢？拙作《再談苦雨齋》中曾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