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年 十八 歲

　　因不愿以小學教師為終身職業(yè)，暗中準備投考大學。

　　是年三月，孫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噩耗傳出，舉國同悲，即一潭死水之三師，亦受重大震動，學生自治會出面舉行追悼會。我那時已算高班同學，親撰、親寫挽聯(lián)，懸之禮堂。追悼會肅穆之空氣，為前所未見。

　　過不了幾天，學生會又請惲代英先生來演講，剖析國內外形勢及孫先生畢生之貢獻，條理分明，而說服力、鼓動性極強烈，為我生平所僅見。自惲先生演講后，學生中暗中參加國共兩黨者頗多。

　　我也躍躍欲試，曾探聽門徑，后聞我所鄙視的同鄉(xiāng)潘國俊也已加入國民黨，因而作罷。

　　6 月 1 日，聞悉上海南京路發(fā)生英軍屠殺群眾之大血案，群情憤激，學生會決定全體列隊去參加無錫全市之罷課、罷市的抗議游行，集合地點在城中心公園，沿途商店亦多有閉門罷市者。各校集合者計有縣錫中、私立錫中及國學專修館等，以三師隊伍為最長，出發(fā)在鬧市游行，喊“反對英帝國主義殘暴屠殺我同胞" 等口號外，還分若干小隊，分頭赴近郊及農村宣傳。我參加南門外小隊，該處多進城賣菜、賣柴農民。我曾站在市口一小石臺上，高聲演說英帝國主義暴行，簡述國內外情勢，大都復述惲代英氏所闡述者，亦聲嘶力竭，頗有數(shù)十農民駐足凝神而聽，此為我生平第一次所作的公開演講。

　　暑假中，曾借文憑與朱百瑞同至南京投考東南大學，未被錄取。該校為東南最高學府，校長為郭秉文，校舍寬大，其孟芳圖書館及工字房、田字房尤有名。南京市內，尚駛有小火車，往來下關至市中心。

　　自中山先生逝世，繼之發(fā)生“五卅慘案"，全國民氣驟為發(fā)揚。廣州發(fā)動之國民革命運動，影響到上海。《東方雜志》曾刊出蔣介石戎裝與張靜江、鮑羅廷等合影；嗣后又刊出廣州一般輿論，青年激進團體謂應慎防新軍閥之誕生。吳稚暉則力言當前并無產生新軍閥之跡象。

　　暑假后，升人本科三年級，班級選舉，同學又一致選我為正級長，錢德升為副級長，校長無法再否決，只能承認。是年學校老訓育主任陸小槎先生退休，新訓育主任為溧陽人沈同文先生。教務主任錢基博 (子泉) 先生，受上海光華大學聘為教授，由理化教師陸靜生先生繼任。

　　1926 年  十九 歲

　　上半年決意再借文憑投考大學，每日放棄休息及課余操時間，而自修室隔壁適有一空房，堆放不用桌椅，我乃拆去其鎖柄，自己關閉在內，潛心補習英文、數(shù)學。在學期考試時，故意不參加自己最有把握之史、地兩門考試，做破釜沉舟之打算。蓋師范章程，畢業(yè)生必在小學教課兩年，才得投考大學；又規(guī)定凡學生有兩門功課考試不及格者開除。我兩門不參加考試，任學校開除，自以為可免于服務兩年之限制矣。

　　聞本年清華招考，可在理化及生物中任擇其一，我對理化無把握，生物學則頗有自信。而該校又在南方假南洋大學 (今交通大學) 為考場，乃借得高班畢業(yè)同學徐錫華、朱嘉聲兩兄之文憑與百瑞弟同去應考。

　　此為我首次到滬。租住浙江路二馬路口之一小旅社，每餐僅吃一碗陽春面 (光面) 或咸泡飯充饑，代價僅小洋一角余至二角。

　　餐畢，即由日升樓站乘五路電車至法大馬路，轉乘二路車至徐家匯應考。

　　考兩日事畢，時小學同學潘志涵兄 卜居閘北寶山里 (在蘇州教會之晏成中學讀書)，曾由其向導一切。

　　考畢返宜，等待發(fā)榜。榜未發(fā)前，三師之開除通知書已到，幸郵差將信投我手中，我秘不向母親報告，免受責罵。及《申報》刊出清華錄取名單 (全部共取八十名)，我手抖眼花，幾乎看不清字跡，最后定神審視，徐錫華名字赫然列入其中，心頭為之一暢，心中積石落地矣。百瑞未錄取，慰以下次再努力。

　　清華在去年已改新制 (即不再為留美預備學校)，但親友震于清華之名，有力者都愿幫忙，經(jīng)母親竭力籌措，糾會并借貸，勉力籌湊二百元，作為人校一切費用。

　　同城考取清華者，尚有洪寶林兄，經(jīng)商定同行。

　　洪兄也是初次赴京。8 月底別母辭親啟行后，先乘火車至浦口。是時長江不僅無一橋可通，連后來的輪渡也未設計。黃水滔滔，僅有小劃子可渡，由我坐守行李，洪兄去與船佚討價還價，最后以兩元定價，送至彼岸。

　　登浦口后，各自背行李，直奔車站。洪兄找到“茶房車’的門路，每人付小費兩元，然后登車，車廂較普通車為空，入夜可在條凳上舒腿睡下。我乃與洪兄輪流休息，歷兩天兩夜始到北京。

　　有洪兄的姐夫來接，一切平善，出站后即赴其姐姐家休息。洪兄姐夫在交通銀行工作，家住前門西司法部街。我首次人京，看到皇城之氣象，心胸頓覺開闊，無隆北京大學之生每以天下為己任也。

　　翌日，合雇一輛馬車，由天安門轉至西單、西四，由西直門出城，一路平房小屋，出城后更崎嶇土路，自晨 9 時出發(fā)，至清華園已傍晚，即注冊領人第三院宿舍，旋即晚飯安息。

　　第二天，偕同學參觀全校舍，真是遼曠無際，建筑則崇樓杰閣，美輪美奐，設備完美而西化，恍如置身中西合璧之大觀園。主要建筑有大禮堂、圖書館、體育館、科學館；前二者都以軟木鋪地，圖書館書庫且以玻璃為間隔，且開架任師生人內翻閱。學生宿舍及起居間，計分第一、第二、第三三院。第一院有樓，蓋清華學校初創(chuàng)時建筑。第三院則新制學生宿舍，咸平房，二人一室，鋼絲床、書桌、書架、凳椅各有一套。窗外草地及操場則綠草如茵，間以繁花，休息有靠椅，口渴則隨處有消毒之自來水，噴涌而出，可掬而飲之。各主要建筑均有各色大理石所間隔之廁所，手紙且多為進口之五色波紋軟紙。飯廳則六人一桌，四小菜，四大菜，米飯、白饃咸備；早餐亦四碟小菜一點心、白粥。學生每人發(fā)兩口袋，寫明房號姓名，換洗衣服床單等每晨納人口袋，有工役取去，晚間即已洗凈折疊整齊，連口袋置放床隅。我從小為窮學生，一旦處身此環(huán)境，仿佛劉阮上天臺矣。

　　我選的是政治系，除國文外，其余均外國課本，授課時師生都以英語直接講課、提問，我最初極費力，以后逐漸跟上。

　　教師中給我印象最深者，一為楊樹達先生，博學多識，授國文，講解明晰；一為外籍英語教師溫德先生，講課不厭其煩，務求每一學生徹底了解課文；一為教授生物學之錢崇澍先生，我選是科，得以融會貫通生物各門之基本知識，助教似是劉先生，輔導實驗，亦耐心講解；一為體育老師馬約翰先生，臉色紅潤，對新生都要脫光檢查，每生規(guī)定有一鐵箱，置放衣服，馬先生一一鼓勵學生游泳及跳木馬等；尚有陳福田先生，為澳洲華僑，不會說華語，亦以英語授課。每日下午4 時以后，圖書館、宿舍一律上鎖，俾學生全部赴操場及體育館從事體育運動。馬先生畢生從事清華體育教育(每屆華北及全國運動會，均任總裁判)，后年逾八旬，仍童顏白發(fā)。我 50 年代在全國人大開會時仍仰瞻其豐采談吐，不圖在“文革”時被誣為叛徒、特務，可見所謂造反派之全無常識。溫德先生熱愛中國，1986 年曾聞其壽高百齡，猶矍鑠安住清華，我衷心祝禱先生能壽登百廿歲，永為師表。

　　校中心有工字廳，署“水木清華"，朱欄彩飾，中為正廳，廳后臨有一池，四周樹木蔥郁，半池殘荷，假山曲折，蓋原主人那桐所營。每周六有跳舞等交誼會，培養(yǎng)出洋習慣，我曾在此聽趙元任先生之方言表演。

　　學校設有國學研究院，教授為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諸大師。間在周六在一院作公開演講。我曾聽過梁任公先生所講之歷史研究法及書法要領。王靜安先生仍小辮作遺老裝，所演講之“王莽量衡" 則不唯考證清晰，且制有實物，聽者得益不少。

　　半年清華生活，使我各科學識有極大長進。每晚常喜鉆人書庫，翻閱大英百科全書及自創(chuàng)刊號起之《東方雜志》等，必至閉館鈴響，始猛然驚覺，匆匆離館，蓋對近代時事刊物，特有濃厚興趣也。

　　不圖學期考試畢后，忽接教務長梅月涵先生 (校長為曹云祥先生) 通知，約在其寓所面談，至則梅先生問我：“你對母校校長有何疙瘩?" 我不解。梅先生藹然詳述 ，謂三師校長曾連函舉發(fā)我借文憑應試事，清華答以該生投考時之照片與入學時核對無誤；且該生入學后品學兼優(yōu)，似不應追究。但三師復函洶洶，并附來我及徐錫華之本人照片，聲稱如再不開革，將向教育部控告云。

　　月涵先生并溫言慰勉，謂人生難免無挫折，要在有再接再厲、屢仆屢起之決心。言畢，出示一寫就之致南開張伯苓先生介紹信，并言：“伯苓先生為我中學老校長。我懇介你去南開學習半年，明夏再來清華插入二年級。" 其委曲愛護青年之一片苦心，使我熱淚潸潸而下，其熱心適與三師校長之必欲逼青年于死地適形成一鮮明對照。

　　不愿驚動同學，翌日昧爽，即清理行李，灑淚告別清華園，移居城內東四炒面胡同舅父家，蓋一大雜院也。

　　天津《庸報》是年甫創(chuàng)刊，社長為董顯光，總經(jīng)理為蔣光堂，創(chuàng)刊時征文，我幸獲首選，獎金十元，乃急通知該報寒假中通信地址。不久，該報果派人送來白洋十元，出具收據(jù)作證。此為我在報刊發(fā)表文字之濫觴，亦為我筆耕之首筆收入。然茫茫人海，則有走投無路之感。

　　最難處置者，好友朱百瑞已由其叔接到錦州，準備自修一年，再投考清華。寒假前且已寄來免票乘車證 (其叔在錦州車站任副站長)，盼寒假赴錦州度歲，如知我已離清華，豈不影響其前進銳志?

　　我即以《庸報》所得之十元稿費，作為零用，仍照原計劃赴錦，臨行以電話通知舅父，因舅父常恐我經(jīng)此打擊，遽尋短見也。

　　舅父多年在華洋義賑會工作，因嗜好難戒，家用甚拮據(jù)，對我雖愛護有心，援助乏力。

　　我在錦州強為歡笑，度過春節(jié)。錦州城很小，蓋吳三桂駐守時所筑，彈丸小城，有陳圓圓梳妝臺等“古跡"。吳偉業(yè)詩中有“沖冠一怒為紅顏’，謂其愛妾被李自成部下奪去，因而投清，可見陳圓圓從未出關，何來梳妝臺乎?

　　在錦有一事可記，曾托百瑞向其母夫人請示，表明我愛慕嘉稚之忱，愿結為終身伴侶，百瑞欣然贊同。此為我在顛沛中對前途有自信心之表示?！　?/p>

　　由錦回京，即轉赴保定。初擬在父親身邊自修半年，再考大學；乃默察姨氏待之殊冷漠，父親亦寄人籬下，難以自主。適河北大學招插班生，乃變計人河大。蓋南開所費不貲，父親又收入甚菲，斷無力供應，不得不重違梅月涵先生之好意矣。

　　河北大學為省立，由舊式書院所改建，設有醫(yī)、農、文、法四院，我考入法學院，課文全用陳舊六法全書，我意在暫得一棲身地，仍銳意自修，生活則不愿加重父親負擔，往往就校門外小吃店吃炒餅或啃火燒果腹，視半年前在清華，頓如天霄墮落人間地獄矣。

　　時段祺瑞執(zhí)政府已垮臺，北京政壇由顧維鈞政府暫維殘局，京津一帶落人奉系軍閥控制下，直魯聯(lián)軍幫辦褚玉璞出任直隸省督辦，名義上還兼任河北大學校長。張宗昌曾自稱為“綠林大學畢業(yè)生”。準此，則我亦為“綠林大學”一名學生矣。

　　當時京漢鐵路動輒欠薪數(shù)月，我不忍向父親要零用，增加其負擔，恒以火燒、粗糲度其枵腹，時有同班好友伍知威，兼任學校圖書室出納員，得每月約二十元之津貼，恒周濟我之窘?jīng)r。

　　星期天常步行人西門，逛天華市場及紫河套之破爛市場。進城途中，必經(jīng)有名之第二師范。解放后，我看到《紅旗譜》和《野火春風斗古城》等故事片，對其背景人物，特感親切，況如身歷其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