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從那時候開始，寫這本書，就不僅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須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時候才恍惚明白寫作的意義——寫作不僅僅是種技能，是表達，而更是讓自己和他人“看見”更多人、看見“世界”的更多可能、讓每個人的人生體驗盡可能完整的路徑。

這樣的認識下，寫作注定是艱難的。

在正式從事媒體工作之前，我是個文學青年，之所以做媒體，最初的原因是為了養(yǎng)活自己，同時暗自懷抱著的目標是：以現(xiàn)實的復雜鍛煉自我的筆力，然后回歸文學。在做媒體的這十一年，我寫了二百六七十萬字的報道，這讓我明白，媒體寫作另外有復雜寬廣的空問，也讓我自以為已經(jīng)積累了足夠的筆力，可以面對自我，面對我在乎的一切人。

然而當我真正動筆時，才發(fā)覺，這無疑像一個醫(yī)生．最終把手術刀劃向自己。寫別人時，可以模擬對象的痛感，但最終不用承擔。而在寫這本書時，每一筆每一刀的痛楚，都可以通過我敲打的一個字句，直接、完整地傳達到我的內(nèi)心。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或許這才是寫作真正的感覺。也才理解，為什么許多作家的第一本都是從自己和自己在乎的部分寫起：或許只有當一個寫作者，徹徹底底地解剖過自我一次，他書寫起其他每個肉體，才會足夠的尊敬和理解。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一些文章就像是從自己的骨頭里摳出來的。那些因為太過在乎、太過珍貴，而被自己刻在骨頭里的故事，最終通過文字，一點點重新被“拓”出來，呈現(xiàn)出當時的樣子和感受。我是在寫《母親的房子》的時候，才真正看見并理解，母親那永遠說不出口的愛情；在寫《皮囊》時，才明白阿太試圖留給我的最好的遺產(chǎn)；寫《我的神明朋友》時，才知道人是需要如何的幫助才能讓自己從情感的巨大沖擊中逃脫……這次的寫作讓我最終盡可能地“看見”我想珍惜的人，也讓我清晰地看到，藏在人生里的，那些我們始終要回答的問題。

人各有異，這是一種幸運：一個個風格迥異的人，構成了我們所能體會到的豐富的世界。但人本質(zhì)上又那么一致，這也是一種幸運：如果有心，便能通過這共通的部分，最終看見彼此，映照出彼此，溫暖彼此。

這是我認為的“寫作的終極意義”，這是我認為的“閱讀的終極意義”。我因此多么希望，這本書能幫助或提醒讀者，“看見”自己，“看見”更多人。

以這本書獻給已經(jīng)離世的父親、阿太，獻給陪伴著我的母親、妻子、姐姐和女兒。

我愛你們，而且我知道，你們也那么愛我。

蔡崇達

2014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