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變后，吳佩孚到北平，在車站見到前來迎接的張學良，怒斥道：“為何不打？”張學良說：“實力不足，打不過。”吳佩孚說：“現(xiàn)在我來了，實力就足了！軍人最大的實力，便是一個死字！”

自1891年起，島國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陸”是日本的“生命線”。1895年，首相山縣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確提出要把“生命線”擴大到中國東北，并由此逐漸形成一條吞并朝鮮、侵占中國東北，進而征服中國、稱霸亞洲的“大陸政策”。1927年在東京召開的“東方會議”制定的《對華政策綱要》，則把“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積極方針”，作為日本的最高國策。會后，田中義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會議內(nèi)容時說：“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滿蒙權(quán)利，乃是第一大關(guān)鍵也?！?/p>

甲午戰(zhàn)爭、日俄戰(zhàn)爭，日本侵占朝鮮和中國的臺灣、旅大，壟斷南滿鐵路，策劃“滿蒙獨立”，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這步步進逼的歷史，張學良不知道嗎？

1928年夏，日籍臺灣人蔡智堪，通過秘密手段抄錄了《田中奏折》，將其轉(zhuǎn)交張學良。這是一份極為重要的戰(zhàn)略情報。至于日本明里暗里那些緊鑼密鼓的動作，通過各種渠道自然也會收集很多。而對于日本文化、民族性格，比之中國各地的大小軍閥，從大帥到少帥，理應比較熟悉，甚至可說非常了解。至于什么人和為什么策劃了“皇姑屯事件”，殺害了張作霖，最清楚個中內(nèi)情的中國人，是不是就是張學良了？

那么，這位東北王是如何應對的？

四個字：隱忍自重。

無論日本人怎樣挑釁、滋事，都要隱忍、退讓，以使其找不到借口擴大事態(tài)，以期能在一個和平的環(huán)境中求得生存、發(fā)展，在這個世界上贏得平等、尊重。

自1928年7月主持東北軍政以來，張學良就著手大力恢復和發(fā)展經(jīng)濟。以官商合辦方式投資鐵路、工廠、貿(mào)易公司，限制、取締日本人和朝鮮人的非法活動，并取得相當成績。這當然是對事變的一種從根本上的準備，是比較長遠的戰(zhàn)略目標，屬大謀。隱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胺Q“忍”之最的內(nèi)定犧牲關(guān)玉衡，也屬這種“小忍”。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會因你的“小忍”就放棄它的國策嗎？而且，這種“大謀”會不會刺激日本，使其更加迫不及待？

那么，少帥準備好了應對之策嗎？

準備好了——不抵抗。

緣何不抵抗？——判斷錯誤。

59年后，這位九一八事變的悲劇主角，在臺北接受日本NHK電視臺采訪時說：

當時我在北平養(yǎng)病。我接到九一八事變的報告，是我邀請英國大使正在觀賞梅蘭芳演戲的時候。接到報告我遂回家，并指示部下不要抵抗。因為我是全不知道狀況，需要暫時觀察情勢……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么蠻干，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么做。我以為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日本這么做，不僅是中國的不幸，在國際上日本將受到責難，對日本也不好。我以為日本不應該這么做。后來國民黨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當日我判斷：日本這樣做對它沒有任何好處。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發(fā)動戰(zhàn)爭，我會與他們拼命的。

注意，他說的是“當日”。

當日判斷錯誤，以為日軍還像以往那樣，是尋釁鬧事的局部事件，而不是要發(fā)動戰(zhàn)爭，你打我就跑，讓你打不著。有道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等你覺得拍打得沒意思了，不就住手了，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嗎？

那么，接下來已經(jīng)不需要判斷了，遼吉兩省大中城市及鐵路沿線已經(jīng)遍插膏藥旗了呢？

西安事變好像是豁出去了、拼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