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男籃：正邪的對決

那其實也是美國神話學家坎伯（Joseph Campbell）的觀點，他在《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一書中指出，諸神傳說與英雄歷險故事就是成長的隱喻：“英雄總是從日常生活的世界出發(fā)，歷盡險阻，遭遇奇幻的力量，贏得決定性的勝利；同時也總是從神秘的歷險過程中，把送給同胞的恩賜力量帶回家園。”這些英雄故事的內里，是有血有淚的人生。

中美兩國元首一如中美兩國的籃球觀眾，在觀看中美男籃對壘的過程中，不僅僅是看球賽，還要看一場“集體無意識”里的“戰(zhàn)爭替代游戲”，都不免投射了“自我”：將自己的國家隊當作英雄，將敵對的國家隊當作英雄所必須遭遇和正面交鋒的“異物”。

那絕對不是天方夜譚，將體育視為“另類戰(zhàn)爭”的專著為數(shù)不少，J. A.摩根（J. A. Mangan）主編的論文集《好戰(zhàn)·體育·歐洲：沒有武器的戰(zhàn)爭》（Militarism，Sport，Europe：War without Weapons），就認定體育競賽就是“后戰(zhàn)爭時期”的“模擬戰(zhàn)爭”——既是戰(zhàn)爭的替代品，也是“戰(zhàn)爭癥候群”的“解藥”：電視體育頻道正是一個“仿真戰(zhàn)場”，現(xiàn)代人早就摩拳擦掌，透過體育競賽宣泄好戰(zhàn)的情緒。那是一個恒常的緊急狀態(tài)，一種道德上的妥協(xié)，然而，將己方當作正義的英雄，將敵方當作邪惡的“異物”，倒是永恒不變的。

坎伯說得好：神話和英雄的“主題永遠只有一個，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是一個表面不斷變化卻十分一致的故事。其中的神奇與奧秘是我們永遠體驗不完的”。在體育世界里，只有主場（home）和客場（away），作為體育賽事的觀眾，如果不是敵對雙方的其中一方一隊的忠實擁躉的話，如果只是冷靜地作壁上觀或冷眼旁觀的話，如何能夠看得投入甚或看得瘋狂？在這一觀點上，任何體育賽事基本上不存在任何中立的第三方，否則，體育早就完蛋了。

神話圖譜：記憶與遺忘

就這一層意義而言，單項體育競賽是小規(guī)模的局部戰(zhàn)爭，奧運會就是四年一遇的世界大戰(zhàn)。隸屬于不同民族的全人類正好透過體育作為“隱喻的戰(zhàn)爭”這一層意義，尋找榮格所說的神話英雄：人類借著不斷傳述或再創(chuàng)造神話（或民間傳說），為一代一代積累下來的“集體無意識”尋找具有象征意義的戰(zhàn)場，那是因為神話反映了民族的集體心理，同時也象征了不同民族的國民普遍經(jīng)驗。作為四年一遇而國際體壇認可的世界大戰(zhàn)，奧運會不可能不是一個充滿掠奪性的、弱肉強食的原始戰(zhàn)場，不可能不是一座生產(chǎn)民族英雄的超級工廠。

然而，體育英雄猶如戰(zhàn)場上的軍人，只有在升起國旗、奏起國歌的一刻才最撼動人心。在奧運會上，總是只有少數(shù)國家是獎牌大戶，獎牌數(shù)目太多了，如果不是超級體育迷或獎牌得主的親友，誰會記得誰贏得多少公斤級舉重、拳擊、摔跤、柔道，名目繁多的馬術賽，手球、曲棍球、劃艇等邊緣化項目的獎牌？

卡羅· S.皮爾森（Caro S. Pearson）的《內在英雄：六種生活的原型》（The Hero Within：Six Archetypes We Live By）也許就是現(xiàn)代世界最普及的英雄讀本，這張“神話圖譜”展示了六種“內在英雄”的“原型”：

“天真者”（全然信任）、“孤兒”（渴求安全感）、“殉道者”（自我犧牲）、“流浪者”（畢生探索）、“斗士”（戰(zhàn)勝與戰(zhàn)?。?ldquo;魔法師”（本真與整全合一）——它展示的既是國家和民族的，也是運動員和體育觀眾的成長歷程。

問題是，奧運一如世界杯足球賽，在這一屆和下一屆之間，有四年時間讓全人類忘掉成長歷程，然后重新學習，也有四年時間讓國民忘掉邊緣化的民族英雄的名字，然后重新認識新一代的英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