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所”與“比喻”

隈研吾的建筑理念帶有東方文化氣息，跟另一位在中國走紅的建筑師庫哈斯（Rem Koolhaas）所提倡的“通屬城市”（Generic City）似乎各走極端，大異其趣。Generic 既指同類的、一般的，也指生物的同類或同屬，沒有注冊商標，只是滿足于地緣政治和經濟現(xiàn)實所需，讓建筑物在意外、失控、碰撞、雜交中趨向一致，至于識別性，對不起，欠奉了。

隈研吾甚至比貝聿銘更東方。在《貝聿銘談貝聿銘（ConversationsWith I.M.Pei）一書中，貝聿銘承認他的建筑理念源自幾何學，也認同了建筑與音樂（主要是西方古典音樂）的關系（這一點，可參閱宗白華先生的“中國古代的音樂寓言與音樂思想”），他比較國際化，較多地考慮建筑物所在地的文化和歷史，幾乎不考慮自己的中國文化背景。

解讀隈研吾，首先要掌握兩個關鍵詞：其一是“場所”，其二是“比喻”（記號、象征、借來之物，俱為同義詞）。隈研吾以羅蘭· 巴特的《符號帝國》（Empire of Signs）為例，強調日本文化中象征的重要性，同時也發(fā)現(xiàn)西方文化與日本文化中的象征作用之間，既有細微差別，也有共通之處——愛奧尼亞式（Ionic）柱子跟茶室插花所代表的象征意義，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隈研吾對記號的差異化有此分析：認清記號流動性的意義作用，有助于分析日本社會的構造——建筑就是將不同意義的“場所”重新組合，繼而形成“文化場所”（比如茶道的世界），只有文化才可以令“場所”產生意義。日本哲學家中村雄二郎提出toposu 這個概念，指的是“隱含在文化中的宇宙觀，對于那些幻想家來說，其實是一種存在的構造”。隈研吾借用了此一概念，就日本文化的“借用性質”，有此說法：“野外角落里生長的一朵尋常小花如果被置于某特定的‘場所’，就開始具有不同的意義。辦茶會的主人大清早起來，到野外去采摘來這樣那樣的小花。這些小花是因此才有了意義，而不是其本身就具有什么特殊的意義。”

這番話不難理解，比如說一本書，放在不同“場所”便衍生不同的意義，放在書展和商店，書是商品，放在不同品位的書房，可能是知識和學問，也可能是炫耀品或裝飾品——重要的是，書這件物品從某個“場所”被搬到現(xiàn)在所處的“場所”，代表著不同的象征意義，也就是說，意義是隨著所處“場所”而不斷變動的，而不是固定的。

隈研吾從而指出，決定事物象征意義的是前后兩個“場所”之間的關系：“如果不能從一個‘場所’搬運到另一個‘場所’，即如果不是‘借來之物’的話，就不具有任何象征意義了。這就是日式象征作用的原則。”日本文化就是“借來的”或“拿來的”文化，有些取自唐朝，有些搬自現(xiàn)代歐洲或美國，這就是日本文化的“借用論”和“引用性”。日本文化的重點就在于“比喻”，他認為“比喻”這種思維方法，正是日本民族的活性之源，形成了文學、美術等藝術構造，成為造型和美學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