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冊檔案記錄了我的整個勞教過程,是已出版的《杜高檔案》遺落下來的重要一冊,其中有幾份告密材料對我的打擊是致命的,我沒有想到五十年后還能看到它們的原件。
比如1961年4月,我已滿勞動教養(yǎng)三年,公安局又宣布給我繼續(xù)勞教三年的懲罰,管教干部聲色俱厲地呵斥我,說有人揭發(fā)我罵他們是“沙皇時代的獄卒”。我無權申辯,只得低頭認罪,接受懲罰?,F(xiàn)在我看到了這份可怕的檢舉材料的原件。
又比如1966年8月,“文革”爆發(fā)后,右派勞教隊檢查物品,這次檢查的重點是有人檢舉右派隊里正在傳閱著一本手抄的小說,作者張志華是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學生,勞教后從農(nóng)場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學林昭(林昭后來在“文革”中被秘密處決)。那時林昭正患重病,從監(jiān)獄保外就醫(yī)。張志華和她有過最后的一次長談。不久張志華被公安局抓回農(nóng)場。他關在禁閉室里,在一個筆記本上寫下了他的這一段驚心動魄的逃亡經(jīng)歷。張志華是一個很有文學才能的青年,他的這篇作品在秘密地傳閱著。管教人員搜查物品時,全隊人員已出工勞動,只剩下幾個病號留在隊里。我那時正在生病,沒有出工,隊部便交給我任務,要我寫一個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劇本。我趴在炕頭寫著,稿紙散亂地攤在炕上,稿紙下面就藏著張志華的那個筆記本。檢查躲過去了。我把筆記本悄悄還給了張志華。但沒有想到這天病號組里還有一個病號,這件事沒有躲過他的眼睛,于是他寫了一個秘密報告交到隊部揭發(fā)我。這個報告我在這冊檔案里看見了。看到這個報告,我的內(nèi)心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深深的傷感,在那個殘酷的環(huán)境里,改造者利用人性的弱點,發(fā)動右派囚徒們互相揭發(fā)和互相撕咬,今天回想起來,這是多么可怕的一種管制方法。
現(xiàn)在可以說,一部約有五十萬字的完整的《杜高檔案》留存了下來。它是迄今為止被發(fā)現(xiàn)的唯一的一部未經(jīng)任何改動的右派分子的原始個人檔案。歷史是具體的,歷史的本質(zhì)只能從人的命運中去認識。正因此,這部個人檔案也就成了人們認識一個歷史時代的最為可靠的文本根據(jù)。
《一紙蒼涼》和《又見昨天》出版后,我讀到了許多篇談論它們的文章。人們認為這部檔案為研究和了解20世紀后半期中國社會的政治管治機制和方式,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歷史證詞”。比如人事檔案制度,一本檔案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政治命運,而他本人卻毫無知情的權利,只能隨“組織”評說裁決。又比如勞動教養(yǎng)制度,其實與對罪犯實施勞動改造并無實質(zhì)性區(qū)別,但非國家司法機關的任何一個單位,大至黨政機關,小至所謂群眾團體、學校、商店——都可以任意施行專政的權力,可以不經(jīng)任何司法手續(xù),就把一個無辜的人送進監(jiān)獄。
人們從檔案中看到,1955年胡風事件爆發(fā),凡是讀過胡風的書的讀者,無不被迫交代和檢查思想,有的就要受審查。僅僅因為我和胡風集團的作家路翎是同事,關系友好,就要把我關起來“隔離審查”,失去自由一年零七個月。搜查審看我所有的私人書信和日記,白天黑夜連番“追查批斗”,專案組圍攻審訊,以“逼供信”強迫坦白認罪。任意把暴力專政手段引入個人的日常生活,用對付敵人的方式打擊普通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