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浪僅僅是黔南的一個鎮(zhèn)，留守在中學和小學的學生占全鎮(zhèn)中小學生人數的70%。三都水族自治州的山區(qū)留守孩子更多，每個鄉(xiāng)村的小學的留守孩子達到90%。

三都縣的高硐小學，留守的孩子寄宿在學校，白天的教室既是課堂又是飯?zhí)?。晚上，所有的課桌拼在一起，教室又成了宿舍。60多個孩子擠在一間狹小的教室，教室在晚上又成了新的代名詞——宿舍。這樣的宿舍沒有床，沒有熱水洗澡。學校的食堂破破爛爛，甚至連坐下來吃飯的地方都沒有。

這一幕，是我在中國教育改革30年后的2014年的7月看到的真實情景。

學校的學生已經放假，而我站在高硐小學的教室里，卻能看見那些空空的課桌上躺在黑夜里的孩子們。他們的雙眼在教室的屋頂，他們的臉在屋頂的中央，而他們的生活卻在遠離城市很遙遠很遙遠的過去。

在三都的有些學校，留守的孩子，在公路邊上偷搶，被派出所拘留后再送回學校。有的反反復復，偷了，搶了，拘留了，再送回。

墨沖的一些學校，留守學生被社會上的吸毒人員帶壞，開始吸毒。

2013年，在黔南的一些學校住宿的學生才剛剛能洗到熱水澡。這在城市人看來最簡單的生活需求，貴州黔南的留守孩子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才能實現洗個熱水澡的愿望。

在黔南走向大山的路上，我一直沉默，我無力張開我的嘴巴，無力發(fā)出我的聲音。我無力拿起筆在紙上寫下那些沉重的漢字符號，也無力睜大我有病的雙眼，去幫孩子們求助些什么。

我在貴州黔南都勻，我在平浪，我在三都，在高硐，在水族自治州，我眼前的山區(qū)農村沒有一家工廠企業(yè)，沒有大的超市，沒有像城市一樣熱鬧的工業(yè)區(qū)。生活在貧困山區(qū)的農民如果死守在當地，靠貧瘠的土地上長出來的莊稼生活，那么貧困的符號，就是他們終生的代名詞。他們或者他們的孩子也將終生背負著貧困，老死在山里。

中國山區(qū)的農民為了改變貧困，用他們上田的赤腳一步步流著血踩進了城市的鋼筋水泥地上，也把血和淚留給了山區(qū)里陪伴孩子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堅硬的鋼筋刺穿了他們的靈魂，刺穿了他們委屈生存在城市的心臟。

但是他們?yōu)榱怂Φ糌毟F，仍然繼續(xù)艱難地掙扎在城市人漠然的眼睛里。

他們的孩子被迫留守在山區(qū)、留守在農村。

他們的孩子被迫流動到城市，流動到城市郊區(qū)幾平方米的出租屋里。

活著的意義對他們而言是生，是死？是希望看到孩子的未來？他們從不知道。

這樣的辛苦帶給沒有陪伴的孩子的未來又是什么？他們從不去想，也沒有時間深刻地去思考。

他們內心所承受的疼痛和無聲的眼淚誰能讀懂？

我的白內障眼睛、神經性病變的眼睛流不出眼淚，我已視線模糊，身心疲憊。

就在我要寫《回家：中國留守報告（黔南閱讀）》這本書時，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大門剛剛張開一絲縫隙，那一絲微弱的光亮能把理想和現實最早地照進山區(qū)里6000多萬留守孩子的心里嗎？能把這絲微弱的光亮也照進踩在城市的鋼筋水泥地上勞苦的農民工和3000多萬仍然在城市的邊緣流動求學的農村孩子嗎？

我愿意自己失明，把這光亮留給孩子們。

我愿意孩子們重新朗讀著100年前梁啟超先生寫的《中國少年說》：中國的未來在少年，少年是中國的希望。

我愿意這一代被迫留守在農村的孩子和被迫流動在城市的農村孩子，他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