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非洲人對此片白人中心的思維極為不滿。當這部片子在北烏干達首次播放時，造成民眾強烈反彈，甚至向屏幕扔擲石塊，使得主辦方放棄巡回播放的計劃。

一位知名的非洲小說家泰茹?科爾（Teju Cole）則在推特上發(fā)表了

《關于多愁善感的平庸的七點感想》。他說，“看不見的孩子”這個組織是所謂“白人拯救者工業(yè)復合體”（White Savior Industrial Complex）的一部分，就像此前包括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和搖滾明星Bono等人試圖終結非洲貧窮的行動。

另一位烏干達裔美國人也在他的博客上說：“我們非洲人，尤其是離散在外國的，不滿于我們的主體性長久以來就被那些有罪惡感、想做好事的西方人所劫持，他們一直認為非洲的問題是他們的責任。但是，非洲是我們的問題。我們會不斷犯錯。如果你們真的要幫助，請把你們的罪惡感和善心留在你們家。請讓我們自己決定我們的命運。”

但這種孤立主義的觀點真的比較好的嗎？讓西方人把罪惡感和善心留在家里是對非洲最好的選擇嗎？我們有無可能強調一種國際的團結（solidarity），讓外界可以投入資源來協(xié)助面對貧窮、災難、內戰(zhàn)或者獨裁者迫害的人民，但是能尊重他們的自主性、能讓他們自我組織起來，自己尋找方向？

我們必須承認現實的復雜和出路的困難。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但這正是“Stop Kony”影片的問題：它讓觀眾不會想去知道更多真相，只要他們已經在臉書上分享了，已經買了手環(huán)，那就夠了——它的簡單性正是他們的成功之處，但也是他們的危險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