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學典禮上，校長蘇步青特別強調(diào)，研究生不論年紀多大、資歷多高，一定要當好學生，“資料室里最年輕的資料員都是你們的老師”。他又強調(diào)要遵守學校的規(guī)章制度，后來才明白也是有所指的——因為他堅持晚上10點半一定要熄燈睡覺，所以所有的學生宿舍樓中，除了走廊、廁所、盥洗室和專職輔導員的房間可以開燈外，其他房間一律切斷電源，而圖書館、資料室和所有教室到10點鐘全部關門。但無論從年齡和生活習慣，還是所面臨的學習任務，研究生都無法適應。多數(shù)研究生外語水平很低，必須惡補。每天熄燈后，走廊里頓時熱鬧起來，一片讀外語聲。與廁所相通的盥洗室中也是看書的同學，顧曉鳴干脆搬了一張桌子，幾乎每天晚上在盥洗室讀到后半夜。

“文革”雖已結束，復旦校園內(nèi)瘡痍未復，大草坪上依然種著莊稼，大字報、大幅標語隨處可見，一些知名教授尚未恢復名譽，或者還不能正常工作。圖書資料嚴重不足，不少同學在吃飯時到食堂買幾個饅頭就去圖書館、資料室搶占座位和書刊。工農(nóng)兵學員與新招的本科生、研究生形成明顯差異，往往意見相左。但是新事物、新思潮不斷在校園中出現(xiàn)，終于迎來了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新階段。

譚其驤先生招收的五位研究生，正好每人相差一歲：周振鶴（1941年出生，福州大學探礦專業(yè)畢業(yè)）、楊正泰（1942年，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yè)）、顧承甫（1943年，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周曙（1944年，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和我（1945年）。周曙原在浙江長興縣當中學教師，已在長興安家。入學后因無法照顧家庭，中途退學，回原中學任教，后任長興縣副縣長等職。我們四人于1981年畢業(yè)，顧承甫去出版社工作，楊正泰與我留校工作。

1982年春，譚先生招收首屆博士生，周振鶴與我被錄取，我是在職攻讀。1983年8月，周振鶴與我經(jīng)教育部特批提前畢業(yè)，通過論文答辯。9月，我們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為全國文科首批。

1985年我被提升為副教授，1991年晉升教授，1993年增列為博士生導師，1996年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1999年兼任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改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

好幾家媒體對我做過采訪，或要我發(fā)表談話，有兩點看法我記憶猶新：

成功固然離不開自己的努力，但取決于機遇。要是沒有撥亂反正、改革開放，要是沒有高考和研究生考試的恢復，絕不會有我的今天。

但大多數(shù)我的同齡人、同代人就沒有那么幸運，他們成了時代的犧牲品。在我們?nèi)〉贸晒Φ臅r候，不要忘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