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1957年4月27日發(fā)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指出：“這次整風運動應當以毛澤東同志今年2月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和3月在中央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央所作的兩個報告為思想的指導，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當前整風的主題?！趯W習中，對于各級領導機關和干部主要是檢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情況，檢查對于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方針和‘勤儉建國’方針的執(zhí)行情況，檢查那些脫離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士兵群眾、學生和知識分子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檢查那些不從團結6億人民出發(fā)、不從各民族、各黨派和廣大的黨外群眾出發(fā)、不從團結全黨出發(fā)的宗派主義現象，檢查那些不從實際情況出發(fā)的主觀主義現象，而真正地貫徹執(zhí)行中央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p class="Postil">《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有林等主編《國史通鑒》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頁。
從文件關于整風的內容看，可謂無所不包，也可以說是十分全面。和歷次整風運動一樣，鼓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同樣是提倡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方法。其矛頭所向，是針對黨的領導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作風。其目的仍然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北京大學黨委組織黨內外干部學習毛澤東的《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關于這個學習，《北京大學記事》1957年記載：“5月14日：校黨委于4月25日開始舉行的黨內外主要干部約150人學習討論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會議告一段落。在會議期間，各小組都開了三四次小組會，5月6、7、9、10、13、14日共舉行了6次大會。在大會上有50位教授和干部發(fā)了言。大家本著‘知無不言’的精神對學校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提出尖銳批評?！?/p>
當時我還是一個青年教師，沒有被邀請參加這次學習，只是在?？峡匆娏怂麄兊陌l(fā)言。最近我又翻閱了那個年代的《北大?？罚械剿麄兊陌l(fā)言，并沒有多少偏激之處。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黨組織和黨員，高高在上，脫離群眾；第二，黨員自視特殊，高人一等；第三，學校機關化，衙門化；第四，不尊重學術，而是重視頭銜；第五，黨員享有特權；第六，黨外干部有職無權；第七，黨群之間有墻有溝；第八，批評肅反工作中的一些錯誤做法；第九，行政工作中的官僚主義；第十，工作中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等等。用我現在的眼光來看，所有干部和教授們的發(fā)言，基本上說出了我們工作中實際存在的缺點和錯誤，并沒有出格的言論。
到了5月19日，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學生參加了揭發(fā)和批判。學生參加運動起因于我校出席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三大”代表產生的情況。歷史系學生許南亭以“歷史系一群同學”的名義貼出一張大字報，質問校團委關于我校出席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三大”代表產生的情況。他們認為代表的產生是不民主的。同日，哲學系學生龍英華貼出大字報，號召搞一個民主墻。以5月19日的大字報為開端，全校掀起了貼大字報的狂潮。5月20日，中文系學生張元勛、沈澤宜貼出了《是時候了》的詩歌大字報。詩歌寫道：
(一)
是時候了，
年輕人
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
和愛情
一齊都泄到紙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憤慨，
背地里憂傷。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來，
見一見天光。
讓批評和指責
急雨般落在頭上。
新生的草木，
從不怕太陽照耀！
我的詩是一枝火炬，
燒毀一切
人生的藩籬，
它的光芒
無法遮攔，
因為它的火種
來自——“五四”！?。?/p>
(二)
是時候了，
向著我們的今天
我發(fā)言！
昨天，我還不敢
彈響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調子
歌唱和風和花瓣，
今天，我要鳴起心里的歌，
化為一支巨鞭，
鞭笞死陽光中一切黑暗！
為什么，有人說，團體里沒有溫暖？
為什么，有人說，墻壁隔在我們中間？
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談？
為什么……？
我含著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弟兄們
快將火炬舉起，
為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張元勛、沈澤宜：《是時候了》，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頁。
這首詩的藝術性應該說有相當高的造詣，政治上有很強的煽動性，它宣泄了一種情緒，表達了對社會的不滿，它抱怨政治不民主，言論不自由，社會不平等，人間有隔閡，團體里沒有溫暖，它激憤、憂傷，它號召人們起來“快將火炬舉起，為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應該說詩中所指的一些現象都是存在的，但他們不理解為什么會存在這些現象。那個年代正是大力宣傳階級斗爭的年代，研究事物的基本方法是階級分析的方法，那時候對共產黨員的要求是加強階級斗爭觀念，強調的是斗爭，不是和平；強調的是一分為二，不是合二而一；強調的是“別”，不是“同”；對那個時候的人，只能說是階級的人，不能抽象地說人；只能說階級性，不能說人性。報刊上充滿批判人性論、人道主義、和諧論、調和論的文章。如果把我們今天所倡導的“人性化”、“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概念在那時候說出來，那便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義。詩的作者不明此理，話說得早了。
這篇詩歌大字報一出來，便引起了大批學生的共鳴，紛紛響應這份大字報，也有若干篇同名字的詩作，表達了同樣的內容，只是藝術性差些。更多的是圍繞著張、沈所提出的一些問題發(fā)表意見。學生的參加，大大地擴大了整風的廣度和深度，大字報鋪天蓋地地貼在學校的每一棟樓房的墻上，墻壁不夠用，就在樹木之間扯上繩子，在繩子上粘上大字報。參加寫大字報的學生有多少，無法統(tǒng)計。每天張貼大字報的人、看大字報的人，擠滿了校園。與此同時，個別教師和部分學生到外校甚至到外地搞串聯，少量的大字報也出現了不恰當的言論，甚至是出格的言論。例如，西語系的講師黃繼忠?guī)ьI29個學生到清華大學去串聯和宣傳，劉奇弟等人到天津去串聯和宣傳。隨著學生們加入，教師們也受到了影響。有一位教師說：“向同學學習，大膽地鳴，大膽地放?！庇谑?，又有一批教師繼續(xù)鳴放，這批鳴放的教師，有一些以后就被劃成了右派。為了使讀者知道什么人會被劃成右派，下面我摘錄一些他們的言論：
(1)黨員有特權，是宗派主義。
有些人響應黨的號召反對宗派主義。俄語系教師李廷棟，在會上發(fā)言說：“在評薪評級、提拔干部時，將黨員都看成‘當然代表’，另外在群眾里邊找一個‘群眾代表’就行了。凡與黨員有同等工作能力、專長，擔任相當職務的人都應一律同樣看待。黨和政府對工作人員都是一視同仁的，我們系的這種做法，顯然是在推行宗派主義路線?！?/p>
(2)黨員對民主黨派的看法不正確。
“有個相當負責任的黨員說：‘民主黨派的成員永遠是被改造的對象?！裎覀冞@樣的黨員同志可能沒有認識到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也忘記了自己也需要改造，因為毛主席說：任何人都要改造，工人階級也要改造。”
(3)不同意在群眾中劃分左、中、右。
“我們的一些黨員處處要表現得不論在任何時候對群眾總有先進、中間與落后之分。因此，不論在哪個教研室總要設法找?guī)讉€打擊、排擠的對象，照他們看來，在一個單位里沒有落后分子，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p>
(4)是積極分子造成黨群之間的隔閡。
“我們系的確有些積極分子，但他們專門搜集別人的意見，經過自己加工，予以夸大，再反映到上面去。而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者不深入調查，以為積極分子的意見都是對的，結果以‘莫須有’的罪名強加于人?！?/p>
(5)入黨前聯系群眾，入黨以后就脫離群眾了。
“我到系里后，黨組織共發(fā)展三個黨員，但我發(fā)現他們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在入黨前與群眾關系較好，問長問短，關懷之極，有如親兄弟姐妹，感到與這些同志在一起工作很溫暖。但入黨后，逐漸來往少了，起初還似聯系而不聯系，到后來就要在他們原來聯系的群眾身上找毛病，一遇到機會，就批評、斗爭，原來的溫暖一點也沒有了。”
(6)黨、團員形成小圈子。
過去說別人是“小圈子”，現在自己組織“小圈子”?！斑^去我們領導上很注意群眾中的‘小圈子’問題，看見兩人以上的人多來多往，或在一起交談，就說有‘小圈子’作風，有時還要開會斗爭。這樣使大家逐漸‘六親不認’，關起門來看書。奇怪的是，新型的‘小圈子’作風特別盛行，黨員與黨員、團員與團員與上述的‘積極分子’都成為‘小圈子’了?！?p class="Postil">以上皆摘錄自北京大學編?。骸侗本┐髮W右派分子言論集》，1958年。
(7)肅清官風，發(fā)揚學風。
反對官僚主義，這里可以以王鐵崖的一篇“肅清官風，發(fā)揚學風”的文章作為典型。王鐵崖教授的文章提出了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學校官僚主義不輕呀”。文章說：“現在‘主義’已經太多了，但是我想再加上一個‘行政主義’?！姓髁x是官僚主義的根源。一方面是學校領導陷于行政事務，另一方面，學校的領導以行政方法來領導學校的一切工作。當然，學校領導掌握學校行政是必要的，但是，是不是應該這樣陷入行政事務，而且愈陷愈深呢？是不是應該用行政方法來領導學校工作呢？……有人說，教學靠‘良心’，這就是說，教學工作依靠教師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但是，行政方法卻不能解決發(fā)揮教師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問題?！?/p>
第二，“不能用官僚主義的方法來貫徹‘百家爭鳴’?！薄啊姓髁x’很容易受人喜愛，因為它是最簡單的辦法，如果閉上眼睛不看效果，也是很痛快的。領導者可以坐在高樓上發(fā)號施令。行政有個系統(tǒng)，指示可以層層下達。但是這樣的貫徹，在教學和科學研究上就不能不產生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請看，這幾年學校領導對教學和科學研究注意了什么呢？在教學工作上，盡是教學進度、教學環(huán)節(jié)、考試制度等教學形式；教學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教學內容，而用行政方法來管教學，不是什么分量太重或太輕、邏輯性強不強等皮毛問題，就是搬用一些教條來檢查教材。在科學研究上，這樣的領導只能是訂計劃、要題目、訂期限；再不然就是做些檢查進度的表面文章。最近有一個例子，學校領導想要了解‘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教學工作中貫徹的情況，就決定在某些系重點地檢查一兩個課，于是指示下達到系，系到教研室，到主講教員；檢查之后，層層往上匯報，從主講教員到教研室，教研室到系，系再到校行政。據我看來，這是用官僚主義的方法來貫徹百家爭鳴。”
第三，不重學問重頭銜?！澳壳?，學術界、教育界出現了這樣一種怪現象，有那么多的頭銜，而且受到那么樣的重視，實在令人詫異，好像值得人們重視的不是文章、道德，而是職位頭銜?！艺f這是官風。……社會上也有這種風氣。明明是科學家、教授，報紙上總想法給他掛個什么‘長’，什么‘主任’。有的報紙還出現過某某教授升為系主任的字樣，真是聞所未聞，連‘教研室主任’也成為頭銜登到報上，更是莫名其妙。我認為這種現象是不健康的。這不僅損害了學風，而且也糟蹋了科學家?！?p class="Postil">以上摘錄自王鐵崖：《肅清官風，發(fā)揚學風》，載《北京日報》1957年5月10日。
(8)學校沒有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
有的干部批評學校工作存在形式主義，對使用干部不放手，沒有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等等。例如，中國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許世華說：“幾年來，領導同志慣于搞一些表面工作，如去年花了很多人力和時間搞12年規(guī)劃，搞完了也就沒有人管了。又如每年搞的總結和規(guī)劃，交上去也就完事了?！痹S世華還說：由于沒有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使許多干部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受到損害。這表現在：(1)我們領導同志沒有注意如何使黨的代表大會和校務委員會發(fā)揮應有的作用；(2)在集體領導下分工負責和統(tǒng)一領導下層層負責的精神較差；(3)上下關系不很正常，對下面埋怨多，主動幫助和支持差，對基層組織缺乏應有的尊重；(4)領導不關心群眾，不接近群眾，不尊重群眾的意見，不注意發(fā)揮群眾團體的作用是很嚴重的”。許世華還分析了領導上存在的問題長期沒有解決的原因。他指出：“首先，一些領導同志(不是所有)完全不參加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勞動，不知道教學和科學研究的甘苦，不掌握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基本規(guī)律是學校領導上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主要根源?！痹S世華還為改進工作和作風提出了8條建議?！?1)領導首先認真檢查自己的思想和作風。(2)要認真嚴肅地分析群眾的意見，加以排隊，同時對下面關鍵性的問題，加以切實具體幫助，徹底扭轉領導的工作作風。與群眾同呼吸、共甘苦。(3)一些領導同志要下決心擺脫一些事務，切實做到能參加一定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勞動，以便逐步掌握教學和科學研究的規(guī)律。(4)要切實做到使黨的代表大會能真正起到監(jiān)督黨委工作的作用。(5)要進一步研究黨委會與行政的關系，黨委會應該著重研究如何使方針政策的精神具有北大的特點；(研究)思想工作的方針問題。具體工作應該放手交行政來做。(6)研究如何進一步貫徹集體領導原則，使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得到切實的貫徹。(7)加強黨委辦公室、大學辦公室，使其真正起到助手作用。(8)進一步發(fā)揮各系科、教研室及群眾組織的作用?！?p class="Postil">《北京大學?？?。
李廷棟的發(fā)言的確是尖銳一些，但也只是具體的工作作風問題，他說的某些現象確實是存在的，并無出格言論，黨號召人民幫助整風，難道不能提尖銳一點的意見嗎?至于王鐵崖、許世華的發(fā)言，講的更是工作作風了。
教師們的發(fā)言多偏重于工作中的問題，而學生的鳴放雖然也有關于宗派主義、黨群關系的問題，但更多的是理論問題，例如民主問題、階級問題、“三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根源問題、個人崇拜問題。下面作一簡要介紹。
(9)民主是神圣的權利，不是手段。
關于民主問題，數學系學生楊路說：“目前的主要分歧在于：你們把民主當作手段，愛怎樣使用就怎樣使用，而我卻認為民主是神圣的權力。”
楊路：《我的發(fā)言》，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頁。
“民主除掉它的階級性外，還有全民性，即全體未剝奪公民權的人民對政府之約束，后者作為一種暴力機關很容易傷害人民，人民必須用一種全民平等享有的民主權利來保護自己，來抵制政府可能采取的暴政?！?/p>
“我國是由封建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沒有資產階級民主的傳統(tǒng)，群眾對民主的要求不高。因此，如果搞得不好，連資產階級社會那一點民主也沒有。有些知識分子向往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是有道理的?！?/p>
“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先進的，但是還沒有找到一種相適應的政治制度?，F在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都不是理想的，主要是不民主。”
揚路：《最后的宣言》，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頁。
再如物理系的學生嚴仲強在他寫的大字報里一再強調民主和自由。他寫道：“站在民主運動潮流中的人要求在現存制度中作種種改革，從而爭取一個更完善的社會制度，和更正確的領導，并不是要回復到資本主義?！拘５摹?·19’運動，是一次民主運動，它代表有理智的中國青年內心的呼聲?！?p class="Postil">嚴仲強：《壓制不了的呼聲》，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頁。
(10)過分強調了階級性，沖淡了人性。
關于人性、階級性問題，化學系學生張錫琨寫了《人性的呼喚》：“人在形成過程中，人性亦隨之形成。在人類文化發(fā)展的過程中，人性亦同時充實著自己的內容。但從人類進入階級社會起，人開始有了另外一種屬性——階級性，加上人們種種階級仇恨的教育，人性就在階級矛盾的掩蓋下，被沖淡了，被忽視了(如各種酷刑的出現)。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本應該使人性得到更多的尊重，但恰恰相反。由于過分地強調了階級矛盾、仇恨，所以一些滅絕人性的東西無阻礙地發(fā)生了。(在各次運動中)對階級異己加以私刑。如不準休息，吊打……以及其他肉體摧殘。與此同時，官僚主義者對人身進行了無形的迫害。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所以這些惡劣的現象在社會上未被有效地制止。所以社會風氣開始敗壞，兒子可以對父親任意謾罵，甚至將其捆綁、鞭打，……學生開始以無人性的方法得到領導對其階級性強的信任。無人性成了得到信任的強有力的工具了！……所以把一切生活瑣事以及開玩笑的話，都搬來作為口實，而進行荒謬的推理，將其推向反革命的邊緣?！笥?，人性安在？……你有生活得好一點的愿望，難道你的同學就沒有生活下去的起碼的要求嗎？朋友，想想吧！不要出賣良心，不要再屠殺自己的兄弟吧！回到人性中來！”
張錫錕：《人性的呼喚》，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頁。
楊路還認為：“人道主義是最高準則，共產主義不過是實現人道主義的一個階梯，人首先是有其共性——人性，而后才有階級性，我們現在是過分強調階級性而忽視人性。人道主義也適用于敵人，例如我們反對給敵人施加酷刑。斯大林、拉科西違反了人道主義，所以不能說他們是正直善良的人?！?p class="Postil">摘錄自北京大學編?。骸侗本┐髮W右派分子言論集》，1958年。
(11)不民主就是“三害”的根源。
關于“三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根源，這可以以數學系學生徐克學的大字報為典型。徐克學在他寫的《“衛(wèi)道者”們看》的大字報里這樣寫道：“我們的社會制度中有產生三害的根源。不少被批定為離開社會主義的大字報提出對三害根源的討論。認為我們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權利不夠，這都是產生三害的根源。我認為這些看法還是有道理的。‘衛(wèi)道者’們，不要發(fā)慌，不要一聽到‘我們的制度不健全’，就條件反射似的舉起雙手反對，大喊：‘你的動機何在？你污蔑我們社會主義制度……’老天?。≌l還敢鳴、敢放，敢對重大問題探討，誰又愿意做反革命的可疑者。……在我們的社會里，人們被分為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現在、將來還會有這對立的兩方面……領導者還要組織被領導者和階級敵人作斗爭。由于領導的地位使得領導者不可能完全了解被領導者群眾的要求和呼吁。這樣，領導者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有其產生的條件了。領導者要領導被領導者和階級敵人作斗爭，民主生活不可能完善，要集中，甚至民主被集中得可憐，這樣，領導者和被領導者有墻有溝也不是沒有客觀原因的，難怪有人不敢大鳴大放。對領導有意見，想批評，前顧后慮，三害得以安然存在。被領導者的處境不可能像領導者看得全面，看得長遠，尤其在階級斗爭還沒有消滅時，我們的制度必須規(guī)定被領導的群眾要服從領導者的命令指示……。領導者在群眾中久而久之有威望了，領導者的話被奉為經典，某些時候，群眾只能憑著對領導者的信任，接受指示和領導。萬一領導者錯了將如何，群眾也只能把‘經典’教條地歌頌，并貫徹到行動中去。”
徐克學：《“衛(wèi)道者”們看》，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頁。
(12)個人崇拜是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的產物。
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學發(fā)言說：“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鐵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關于個人崇拜問題，我同意鐵托同志的意見。個人崇拜與社會制度有關(不是指公有制度和私有制度，而是指具體制度)，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斯大林問題決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只會發(fā)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為蘇聯過去是封建帝國主義國家，和中國也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tǒng)?！?p class="Postil">摘錄自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頁。
法律系學生李紹林也說：“人民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是歷史的主人，是我們國家的主人。所以我們說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歷史創(chuàng)造英雄，而不是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領袖與人民的關系)，我們就是在這個基礎上來肯定英雄與領袖作用的。我們的國家經過數千年的封建社會和100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民眾沒有民主生活習慣，封建主義思想遺毒很深，‘君臣父子’、‘三綱五常’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所以個人崇拜有很深刻的基礎。宣傳社會主義民主和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推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就有更重要的意義，是抵抗個人崇拜的特效藥。”摘錄自北京大學編?。骸侗本┐髮W右派分子言論集》，1958年。
在教職工和學生中都有一些抒發(fā)憤懣、情緒激烈的言論。這可以以工會職員劉培之給毛澤東的一封信和物理系學生嚴仲強的一張大字報為代表，這封信和這張大字報有些過激言論。劉培之寫道：“尊嚴的毛主席：從來治世，都是選賢與能?，F在處處有個人事室(黨團員掌握)，他們做夢也想不到什么叫做賢能，只是選黨與團，黨即賢，團即能。其實什么事不是人們自覺響應維護而推行的呢？像公私合營，農業(yè)合作，只是一聲喊就全國立成。人們早就由敬而畏，由自覺而麻木，自三反、五反以來，‘賢能’們在群眾中做過什么振聾啟聵的事呢？肅反運動，大張旗鼓，逮捕的大都是好人，被斗的多半都是老實人。在這個運動中，把人類一切仁義、忠信、互愛互助、禮貌、尊嚴、自重自愛和誠實之心，全部清除干凈，充分發(fā)揚了傾軋陷害、推井下石、背信棄義、乘人之危、殘忍無情、野蠻粗暴的能事?！h團員們在學校里都是勞心者治人者，‘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他們都是生就賢能，豈不美哉，可惜大都是些投機能手，趕浪頭的英雄，剛出茅廬、乳臭未干的孩子就做領導，真正好的黨團員是很少的，好像只能在戲劇和小說里才看得到?！?p class="Postil">同上。
嚴仲強在大字報里寫道：“要統(tǒng)治就得給人民以民主、自由。我回憶過去幾年的若干措施，就拿肅反來說，我覺得這是生硬地襲用蘇聯老大哥的錯誤經驗的結果，犯了極端教條主義的結果。就拿本校來講吧，簡直亂斗好人。例如，將顧牧丁先生等當作反革命來斗，這完全是一種歇斯底里?！皫啄甑腻e誤絕不是個別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路線的錯誤，其嚴重性和幾次左傾的錯誤不相上下的?！?/p>
再說幾年來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也是惡劣到極點了，一方面是民主、自由、友愛等口號的積累，另一方面是人們實際上不自由、不平等苦悶的積累，自下而上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形成一條大山，沉重地壓迫著人們的心情，可是現在人們憤怒的火炬已經迸發(fā)出來了，‘五四’的火炬已將重新燃燒起來。老爺們、公子們盡管你們道貌儼然，一本正經，但是掩飾不了你們的罪行，歷史是不容抹殺的，讓你們發(fā)抖吧！讓你們從寶座上滾下來吧！社會主義基礎只會因為清洗掉少數混蛋、寄生蟲而更加鞏固起來。是誰在人民中筑起來千萬條鴻溝，是誰在人們中傳播彼此不信任的氣氛，是誰使人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F在該人民向你們清算的時候了吧！這些壞人壞事的存在發(fā)展一定有領導上的支持，這和黨委制不是沒有聯系的，取消黨委制！一切權力歸于校行政、學生會?！?p class="Postil">嚴仲強：《瘋子的話》，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頁。
也有些人如譚天榮十分狂妄自負，瞧不起任何人。他說：“‘毛澤東思想’是形而上學到辯證法的‘穩(wěn)定地、緩慢地、然而是切切實實的過渡’”，“劉少奇對辯證法最多也不過是個半通”，“鄧小平報告中充滿了保守的、自滿的情緒”，“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十分混亂與空虛”，“黨中央的某些歷史分析中表現得過分愚蠢。在我看來，他們的理論水平的確不高”。
摘錄自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頁。
他談理論，講哲學，語言晦澀，故弄玄虛，故作高深，邏輯混亂，不知所云。
此外，還有一些大字報是為胡風及其同僚和朋友們鳴冤的，還有懷才不遇、發(fā)泄自己情緒的，這里就不一一抄出來了。我在上面抄出來的一點點大字報，都是當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那些教師和學生所寫出來的東西。論分量可能只是當年的萬分之一，論內容，基本上反映了他們關心的問題。我之所以把它抄出來，是讓今天的讀者大概了解一些北大1957年整風運動中群眾提出的一些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是全黨全國的整風運動，北京大學的整風運動只是全國整風運動的組成部分。從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fā)出整風運動的指示以后，整風運動便在全國展開。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邀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頭面人物開座談會，懇請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要他們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精神，給共產黨的工作和共產黨員提意見。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沒有過參加整風運動的經驗，他們開始對給共產黨提意見有很大的顧慮，經過一再動員，他們便大膽地、放心地給共產黨提起意見來了。他們想不到整風提意見還有一個界限，而并非完全是“知無不言”。他們所提的意見同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們的意見大同小異，主要是：(1)黨同非黨之間有墻有溝；(2)黨員享有特權，主要是做官的權利；(3)共產黨不相信非黨干部，非黨干部有職無權；(4)批評肅反運動擴大化和粗暴；(5)批評工作中黨政不分，以黨代政；(6)不尊重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社會地位低；(7)關于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等等。此外，還有一些令毛澤東難以入耳的言論，例如有人提出，在中國也應該像在英國一樣，建立一個海德公園，讓人們在那里任意發(fā)表言論；民主黨派和共產黨輪流坐莊，等等。毛澤東原本是要給共產黨整風的，當他聽到一些在他看來是出格的言論時，便不能容忍，他要給以還擊，要把那些發(fā)表這些言論的人當作敵人來打擊。但他還不要馬上回擊，因為在他看來條件還不成熟，他意想中的敵人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他發(fā)指示，要設法“引蛇出洞”，他的辦法是要進一步讓群眾鳴放，要他們走到頂點，他還要設計捕獲更多的敵人。毛澤東的“引蛇出洞”，果然是一條妙計?！度嗣袢請蟆纷裾彰珴蓶|的指示，發(fā)表文章，號召進一步大鳴大放，并且把他們鳴放的言論都登在報上，白紙黑字，如木板上釘釘子，誰也賴不掉。不少“敵人”果然中計。群眾的鳴放即將近于尾聲之時，又來了一個鳴放高潮?！吧摺币粭l一條地出洞了。在這些意見中，主要是兩條：一是黨群關系，二是政治民主。這里，我只想摘錄一小部分有些刺激性的、令毛澤東感到不愉快的發(fā)言。
在1957年6月1日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召開的民主黨派鳴放會上，《光明日報》社總編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作了發(fā)言，發(fā)言說：“解放以后，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系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并不等于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并沒有忘記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范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愿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并不表示黨外人士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系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么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系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于這樣一些全國性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系？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后，那時中央人民政府的6個副主席中有3個黨外人士，4個副總理中有2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后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幾位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愿望出發(fā)，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還可以研究？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只要處理得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愿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期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fā)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系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后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p class="Postil">《國史通鑒》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頁。
儲安平這篇發(fā)言所表達的內容，在當時許多黨外人士的鳴放中都有相類似的思想，只是沒有人給以理論上的概括。而儲安平用“黨天下”三個字把這些內容概括起來，具有強烈的理論色彩和強烈的刺激性。還有許多人的發(fā)言批評中國政治缺乏民主，等等。與此同時，在許多高等學校里，學生上街鬧事，他們鬧事所提出來的口號也都大同小異。在這種情況下，以章伯鈞、羅隆基為首領的中國民主同盟召集了一個有6位教授參加的座談會，商談如何應付當前的局面。參加座談會的曾昭掄、費孝通、黃藥眠、陶大庸、錢偉長、吳景超等教授，在座談會上的發(fā)言對當前局勢的估計過于悲觀，似乎共產黨就要垮臺了。
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很刺激的發(fā)言和許多大學學生的鬧事，使毛澤東不能容忍，他要反擊了。共產黨號召的整風運動，一夜之間變成了反右派斗爭。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社論說：“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下，少數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zhàn)，甚至公然叫囂叫共產黨下臺，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yè)打翻……這一切豈不是做得太過分了嗎？”社論的調子是相當嚴厲的，對當時的一切言論和大字報是當頭棒喝和猛烈抨擊，有些人驚呼“上當了”。儲安平也倉皇失措，他說他不知道“知無不言”本身還有個界限，如果知道的話就不說了，而且準備作檢討。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寫大字報和提意見的人，并不認為共產黨是可欺的，是可以推翻的。否則，一篇社論怎么就能把他們嚇倒？
《這是為什么》社論發(fā)表之后，接著，1957年6月10日《人民日報》還發(fā)表了《工人說話了》；7月1日，《人民日報》還發(fā)表了毛澤東寫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反右派的斗爭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北京大學的反右派斗爭也開始了。響應黨中央和《人民日報》的號召，北京大學的廣大學生，特別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們通過不同的形式參加到反右派的斗爭中去。多數人寫大字報駁斥當時的所謂“右派言論”，當時的大字報之多，只有用“鋪天蓋地”一詞來形容。另一種形式，是廣大的學生在校園內包圍一些所謂的“右派學生”進行辯論，實際上是進行斗爭。對于若干重點人物，召開有準備的大型批判會。
這時候，學校唯一的工作就是反右派，各系都有自己的右派，各系都在校系兩級黨組織的領導下開展反右派的斗爭。對于那些寫過大字報、講演過、在會上發(fā)過言、處于明處的右派，就組織力量對他們進行批判和斗爭。此外，還要深挖處于暗處的右派。所謂處于暗處的右派，就是指那些平時在公開場合不太說話的人，這次鳴放中也沒有寫大字報，也沒有發(fā)表過什么言論。但人們懷疑他們思想上可能有問題，就發(fā)動群眾秘密地揭發(fā)他們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什么場合說過什么話，議論過什么事，發(fā)過什么牢騷，有過什么不滿情緒。經過搜索，什么也搜索不到，也就罷了。如果東鱗西爪地搜羅到了一些，就編成“辮子”，開展批判。更有甚者，是找某些人并讓他們匯報思想。他們如果如實匯報了自己的錯誤思想，也被當作“右派言論”，開會批判，后來甚至被劃成了右派。
根據我在上面所摘引的鳴放出來的言論來看，教師們的言論基本上是正確的，很多切中了我們工作中的問題，沒有什么出格的言論。例如許世華的發(fā)言，純粹指的工作中的問題，并無偏激之處；再如王鐵崖的發(fā)言，是關于我們的作風問題，并無什么不當之處。學生們所提出來的理論問題，有相當的理論深度，例如民主問題，民主到底是手段還是目的？再如人性和階級性問題，人是不是只有階級性？究竟有沒有純粹的人性？人和人之間的爭論是不是都是階級斗爭？還有個人崇拜問題，我們的政治生活中，有沒有個人崇拜？個人崇拜有什么危害？此外，還有“三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產生的根源問題，這“三害”同我們的政治體制有沒有關系？這些問題都是大問題，并仍然是當前有識之士所關注的問題。提出這些問題的學生們，應該說他們是有見識的人。這些問題都是值得討論的，即使不討論，給大家作必要的解釋也就可以了。但是我們卻沒有這樣做，而是把他們當作敵人來打擊，這做得太過分了。像譚天榮那樣狂妄、傲慢、出言不遜的人，是需要給予一定的批評的，但他們都是年輕人，屬于初生牛犢不畏虎之類，給予適當的批評甚至處分是可以的，但把他們當作敵人來打擊，也是太過分了。
根據《北京大學記事》，北京大學先后共劃了699個“右派分子”，其中教師110人，學生589人。在學生當中，有的是貧下中農的子女，有的還不到20歲，最小的還只有17歲。他們年幼，還不諳世事，只為說了幾句對社會不滿的話，就被打成了右派。右派是什么，右派當時被認為是人民的敵人。被認為是人民的敵人的人，就成為了“不可接觸的賤民”了。父母不以其為子女，子女不以其為父母，兄弟不以其為兄弟，朋友不以其為朋友，親戚不以其為親戚。一戴上右派的帽子，就跌入了萬丈深淵，進入了人類社會的最底層。在這些人中，有的不堪忍受此種侮辱而自殺了，有的竟在凄凄慘慘的境遇中度過了20年非人的生活。只有少數人在兩三年后被摘去了帽子，但仍被認為是“摘帽右派”，被看作四等公民，不齒于人類。一直到“四人幫”倒臺后，他們才徹底翻了身。
反右派斗爭是勝利了，但它的后果也是嚴重的。首先，這次反右派斗爭，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的，在社會上，在高校，一些被劃為右派的人，不少是一些社會精英，他們有頭腦、有知識、懂得科學技術，如果給他們以合適的環(huán)境，他們會在他們的崗位上對社會、對人民作出貢獻來。不幸的是，當他們風華正茂、可以奮發(fā)有為的時候，卻遭到了如此當頭棒喝，絕了前進的希望。其次，據說經過周恩來總理的努力，有一些學有成就的留美學生，愿意回國工作，經過這次反右斗爭，他們都害怕了，不敢回國了。再次，堵塞了人民的言路。所有被劃為右派的人，都是因為說了幾句領導人不喜歡聽的話。以言治罪成為我們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癌癥，人們再也不敢說話了，任憑你快要走進萬丈深淵了，也沒有人向你提醒了。只有那些靠舔痔求官的人才在那里向你三呼萬歲。毛澤東是很懂中國歷史的，他完全知道，歷代王朝的滅亡都不是亡于人們的批評，相反，而是導源于禁民之口，秦王朝和隋王朝的短命，給人們提供了佐證。
1957年，黨號召整風，一開始只由學校黨委召開座談會，我是一個年輕教師，沒有被邀請參加座談會，只是有時候看看《北大?？房堑淖剷系陌l(fā)言，感到那些發(fā)言也無多少驚人之處。似乎整風與我無干。到了5月19日，發(fā)生了突變，聽說大飯廳(即現在的百年大講堂處)出現了大字報。我第一次聽說大字報這種事。我們住在未名湖畔的一些年輕教師都感到新奇，結伴前往觀看大字報。開頭只有少量的質問學校團委團代表是怎樣產生的，還有張元勛、沈澤宜寫的《是時候了》的詩，但不久，大字報越來越多，大字報的內容也越來越廣泛，大字報使用的語言也越來越尖銳，有些大字報簡直是在罵人。
那時候，我是剛剛入黨三年多的黨員，對黨無比信任，對黨的各項政策無條件擁護，聽不慣黨外人士對黨的批評，特別是聽不慣那些尖銳的批評。我心里有點緊張，以為學生要造反了。我跑到黨委會找黨委的負責人，向他們匯報情況，說明問題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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