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社會上流行這樣一種理論：在建立社會主義的時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意思是說，在這個時期，只可能發(fā)生右的錯誤，根本不可能發(fā)生左的錯誤。因此黨的政策也特別強調(diào)防右、反右。土地改革強調(diào)反右，鎮(zhèn)壓反革命強調(diào)反右，三反、五反強調(diào)反右，組織互助組、合作社強調(diào)反右。劉少奇、鄧子恢要求穩(wěn)步地發(fā)展互助組、合作社，受到了“小腳女人”的嘲笑和批判。周恩來、陳云在建設(shè)問題上的反冒進，也受到了“離右派只剩50米了”的指責。說右是泄氣，只有左一點，才是鼓氣。
在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毛澤東以井岡山的星星之火，在10多年的時間里，燒成了燎原大火，用了僅僅三年的時間，以劣勢的兵力，戰(zhàn)勝了用美國新式武器武裝起來的、十分強大的蔣介石的800萬軍隊，1949年以后，用了兩年的時間，恢復(fù)了殘破不堪的國民經(jīng)濟，又以兩年多的時間實現(xiàn)了對農(nóng)業(y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小手工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可以想見，毛澤東是如何的意氣風發(fā)，是如何的自信。這時候，他會感到，在這世界上只要他想做的事，沒有做不成的。這位偉大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此后漸漸滋長了唯心主義，他開始迷信自己，以為自己不會做錯事。他認為“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他要為人民做更多的好事，他希望早些在中國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他要快馬加鞭，反對慢條斯理。他把那些按正常步子走路的人都視為右傾。因此，他不斷地批判他的同事們右傾，他提出要“大躍進”。在“1958年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把那時中央領(lǐng)導同志實事求是地糾正經(jīng)濟工作中急躁冒進的偏向，說成是所謂‘右傾’、‘促退’。由反對‘反冒進’，進而提出‘大躍進’?！度嗣袢請蟆吩?月2日社論中宣稱：‘我們國家現(xiàn)在正面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工業(yè)建設(shè)、工業(yè)生產(chǎn)要大躍進，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要大躍進，文教衛(wèi)生事業(yè)也要大躍進?！?p class="Postil">《關(guān)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
響應(yīng)毛澤東的偉大號召，全國都聞風而動。當時的“大躍進”，不少地方是從搞水利工程開始的，我當時看到的就是水利工程的“大躍進”。1958年12月，中共北京市委指示，要一些教師受一次“大躍進”的教育，要我們教政治課的教師和其他一些教師，前往河北保定地區(qū)參觀“大躍進”。領(lǐng)隊的是黨委的一位領(lǐng)導同志，他是高我一個年級的同學，同我比較熟，他要我們幾個年輕教師同他一起前往。那時候我們國家還很窮，沒有多少像樣的汽車，我們乘坐大卡車前往保定。一路風塵仆仆，到了保定，就住在賓館里。
晚上，可能是保定地委招待我們看了河北梆子；第二天前往工地參觀“大躍進”。第一站參觀滿城，滿城在保定之西。在工地上，我們也看不到什么東西，只看見人山人海，拿鎬頭的，拿鐵锨的，推車子的，挖土方的，挑擔子的，他們喊著勞動號子，呼著口號，“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的口號聲，此起彼伏，不絕于耳，場面極其熱烈。經(jīng)介紹說這是在修建水庫。我們不懂水利工程，也不了解此處的地形地貌，無從判斷他們所修建的水利工程的是與非。上級讓我們來參觀，其目的也并非讓我們來研究、評判這里水利工程的是與非，而是讓我們來參觀這里轟轟烈烈的場面，是讓我們來參觀廣大群眾的干勁的。在那個年代是只講干勁，不講科學，只講政治影響，不講經(jīng)濟效益，只要表面上轟轟烈烈，就會受到稱贊。就是失敗了，也無所謂，就是有億萬經(jīng)濟上的損失，也無所謂。上級會說：群眾運動嘛，總是要交學費的，雖然失敗了，也取得了經(jīng)驗和教訓。
第二站是高陽，在高陽所看到的一切，與在滿城看到的沒有多大的區(qū)別。根據(jù)我們那個時候的思想水平和知識水平，我們的確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領(lǐng)導要我們向工農(nóng)兵學習，這里看到的就是我們的榜樣，我們要學習他們的干勁。在不久以后，我被派往農(nóng)村勞動鍛煉，我?guī)缀跏琴u命地勞動，賣命地工作，那個干勁就是從這次參觀中吸取的力量。高陽距河間不遠，在昏黑的夜里，我們又去了河間。在河間的工地上，我們看到農(nóng)民們挑燈夜戰(zhàn)，歡呼之聲震天動地，特別是一位地委書記前來鼓動，他向農(nóng)民們勾畫了河間無限美好的前景，農(nóng)民們更是意氣風發(fā)，熱火朝天地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我們聽了地委書記的講話，也十分感動，似乎覺得共產(chǎn)主義社會真的到了眼前了。
一天的參觀結(jié)束，已經(jīng)是晚上8點，我們的住宿地是保定，離河間有三個小時的路程。我們的車要走回頭路。12月的夜晚，天氣是相當寒冷的，我穿的衣服不多，特別是沒有穿棉鞋，坐在沒有任何擋風設(shè)備的卡車上，迎風前進，真是寒風刺骨，兩只腳凍得像刀子割的一樣，我凍得真的要倒下去了。我度時如年，嘴里不停地數(shù)著1、2、3、4、5……看看什么時候能數(shù)到10000數(shù)，相當于10000秒。將近三個小時，到了夜里12時，我們總算回到了保定的賓館。第二天，我們回到學校。
這一次的參觀所看到的一切，所受到的影響，直接影響到我以后的勞動和工作。
《北京大學記事》記載：“1958年1月3日，校黨委常委會討論《關(guān)于下放干部參加生產(chǎn)勞動的決定》，1月6日，我校首批下放干部300多名啟程去京西礦區(qū)?！蔽揖褪窃谶@一天前往京西礦區(qū)的。京西礦區(qū)轄有多大面積，現(xiàn)在我也說不清，北大的下放干部只被分配在東齋堂、西齋堂、上清水、下清水、田寺、白虎頭、馬欄、火村、高鋪等幾個村子。我被分配到下清水。被分配到下清水的人約有30人左右，由政治理論課的教師、東方語言文學系的教師、校部若干職工等構(gòu)成。在這里組成一個工作組，負責對30多人的管理。工作組的組長是蕭超然，我和東方語言文學系的卞立強是工作組的成員。
京西礦區(qū)是山區(qū)，是產(chǎn)煤的地方。一些村子，多是山村，人口不多。我們所在的下清水，就是一個小山村，約有四五十戶人家。他們都很窮，主要以農(nóng)業(yè)為生。他們的土地多在山坡上，是梯田，土地非常貧瘠，只能種玉米和小米。他們的土地離村子近的有四五里遠，遠的有十來里遠，上工、下工都要走很長的時間。在農(nóng)忙季節(jié)，農(nóng)民們都是帶飯上山，午飯在山上吃。他們的飯，非常簡單，用一個飯盒裝上一盒小米干飯，再帶上幾塊咸菜疙瘩。小米干飯就像沙子一樣，如果不用水沖著吃，非常難以下咽。小米干飯在這里是最好的飯，只有農(nóng)忙季節(jié)才能吃到，在非農(nóng)忙季節(jié)，他們是舍不得吃的，而是只吃玉米粥，而且是很稀的粥。家境好一點的人家，吃的是純凈的粥，家境差一點的人家，粥里要放很多的杏樹葉子。大米白面對他們來說是高級食品，一年能吃上幾次，都是很難得的；玉米面窩窩頭，對他們來說也是稀有之物?？傊?，這是一個很窮的村子。
我們在下鄉(xiāng)的時候，領(lǐng)導就告訴我們，作為一個共產(chǎn)黨員，一個政治理論課教員，需要培養(yǎng)自己勞動人民的感情，這就要同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能特殊。我們下放的教師，都很聽黨的話，嚴格按照領(lǐng)導的囑咐，與農(nóng)民實行“三同”。我和幾個教師就同一個老爺子住在一個炕上。這個老爺子快80歲了，一輩子做農(nóng)活，吃過很多苦，雖然80來歲的人了，也沒有什么好吃的，也沒有什么好穿的，可他每天都笑呵呵的，無憂無愁，他也并不講衛(wèi)生，甚至身上還生了虱子，可那時候，我們也并不在乎。我們?nèi)硕?，沒有辦法同他們在一個鍋里吃飯。我們就自己做飯吃，但我們的伙食標準，要向農(nóng)民看齊，不能提高標準，農(nóng)民吃玉米粥，我們也吃玉米粥，農(nóng)民吃咸菜疙瘩，我們也吃咸菜疙瘩。在整整一年的勞動鍛煉中，我們都恪守“三同”原則，誰也沒有從北京城里帶回一點好吃的東西。說老實話，那時候我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根本說不上營養(yǎng)。我的肚子經(jīng)常吃得脹滿，甚至脹得把吃下的東西無可奈何地吐出來，但仍然時時有饑餓之感。
我們和農(nóng)民同勞動。這個村子有四個生產(chǎn)隊，我們30多個人也被分配到四個生產(chǎn)隊中去，我被分在第二生產(chǎn)隊。我們到達這個村子時，正是1958年元月的隆冬天氣，這時沒有農(nóng)活。北京市委想要利用農(nóng)閑，在京西礦區(qū)修一條直通北京市的公路。我們的上、下清水村是在山坡上，在村子的下面是一條小河，河水很小，河底是大小不一的石塊，這條小河一直通到什么地方，直到現(xiàn)在我也說不清楚。河水雖小，但河灘卻相當寬，河灘里全是亂石和泥沙，在隆冬的天氣里，這些亂石和泥沙在雨雪之后，都凝結(jié)在一塊，可以說固若鋼鐵。要修公路，需要就地取材。所謂就地取材，就是要用河灘里的沙石和泥土壘路基。要在這里修公路，需要修很高的路基，需要很多的泥沙和石塊，要利用這里的泥沙和石塊，就要同河灘里的堅如鋼鐵般的大小石塊戰(zhàn)斗拼搏。那是一個只講干勁、不講科學的年代，也可以說是全社會都十分愚昧的時代，不但老百姓愚昧，各級領(lǐng)導人也都愚昧。這條公路，如果是在春、夏、秋季動工，工作效率會十倍、百倍提高，而那時的領(lǐng)導卻偏偏要在這時期動工。領(lǐng)導愚昧，我們也愚昧，無條件地接受了任務(wù)，歡天喜地地去勞動。
老百姓和下放干部一起下到河灘里挖沙石泥土。我們拿起鐵鎬向沙石泥土開戰(zhàn)，一鎬下去，地上出現(xiàn)一個白點，再一鎬下去，又出現(xiàn)一個白點，往往幾十鎬下去，才能挖動一小塊土方和石方。我的手上起了血泡，其他的人手上也起了血泡，但是功效甚微。門頭溝區(qū)的區(qū)長在大喇叭里號召大家要“夜戰(zhàn)180天”。那時候，我們在零下20度的嚴寒氣候下，常常夜戰(zhàn)到12點鐘。那是十分艱苦的勞動，但是我和我的同事們都沒有什么怨言，對執(zhí)行黨和政府的命令不打折扣，社會上常常有些人對知識分子說三道四，評頭品足，說知識分子這也不好、那也不好，純屬一種偏見。
冬天過去，春天來了，開始了農(nóng)忙。在農(nóng)忙季節(jié)，我們開始參加農(nóng)業(yè)勞動。這里的一切勞動都很原始，勞動工具也十分落后。農(nóng)業(yè)上的勞動，第一項工作是給莊稼施肥。在平原上，是用車把肥料運送到田間，然后再把肥料撒向田里。在有些山區(qū)是用牲口把肥料馱到田里去。這里則不同，是靠人用背簍把肥料一簍一簍地送到田里去。這里的農(nóng)民，人人都有一個背簍，背簍是這里很重要的勞動工具。我們這些下放干部也都各自購置一個。我們用這個背簍，背糧食，背杏子，背糞土。在這些勞動中，背糞土是重要的一項。這里的田都在半山坡上，距離村子有三四里路之遙，背上100多斤糞土送到三四里之外的田里，是一種十分艱苦的勞動，這種勞動，一天要送十來次，要走上百里路程。當時，我30多歲，體力好，我的勞動可以和農(nóng)民媲美，受到農(nóng)民的稱贊，他們稱我為“大力士”。再一項勞動是平整土地，在播種以前，先要把土地平整一下，把大的坷垃搗碎，把石子揀出來，這種勞動并不很重，但勞動的時間很長。我們一般早上6點就起床，吃過早飯，7點就到田里去，到田里去需要爬山爬坡，要走50分鐘，甚至要走1個小時。8點鐘就開始田間勞動。我們的生產(chǎn)隊長姓李，名字我忘記了。他大概有40來歲，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老農(nóng)民，身體健康，能吃苦耐勞。他帶領(lǐng)我們平整土地，自己不肯休息，也不說讓我們休息，我們也不好意思休息，一直跟著他干。從早上8點鐘起，除了中午用半小時吃飯外，一直都在干活，一直干到晚上8點鐘，一天要干12個小時的活，真是夠累人的。這位李隊長是長年累月勞動的人，能吃苦耐勞，而我們這些很少參加勞動的人，真是有點吃不消，但是我們堅持下來了。時間鍛煉了我們，我們很多人成了稱職的勞動者。
在農(nóng)業(yè)勞動中，還有一種勞動也是相當艱苦的，那就是鋤小苗。種子播下后不久，長出了小苗，和小苗一起長出的還有小草，苗需要保護，草則要拔掉，因此，拔草就是一項勞動任務(wù)。另外，播種時，種子下得多，長出的小苗也多，小苗太多，影響成長，因此多出的小苗也要剔除，拔草剔苗是農(nóng)業(yè)上一項重要工作。小草小苗都很低，不能站著勞動，需要蹲在田里勞作。蹲在地上勞作是一項十分辛苦的勞動，時間一久，就十分難受，沒辦法，就跪下來勞作，工作一天，腰酸腿疼，以至夜不成眠。我們咬一咬牙，也挺過來了。
農(nóng)業(yè)勞動之外，還有林業(yè)勞動。這里滿山遍野都是杏樹，杏是農(nóng)民的一筆收入，因為杏都長在高山上，要收杏子，就需要爬山。杏子成熟的時候，正是雨季，幾乎是天天下雨。上山的時候，背的是空簍子，山雖然高些，攀登還不十分困難，關(guān)鍵是雨季，天下著大雨，又背一個裝滿杏子、近百斤的簍子往下爬，十分危險，一不小心，輕者會來一個嘴啃泥，重者會粉身碎骨。在知識分子隊伍里，我的體質(zhì)是比較好的，力氣也是比較大的，雖非“紅五類”
紅五類，“文革”時將革命軍人、革命干部、工人、貧農(nóng)、下中農(nóng)出身的人稱為“紅五類”，被認為是天然革命的。實際上革命軍人、革命干部出身的有很多人的家庭本來是地主、富農(nóng)，因為他們參加了革命軍隊或革命工作，在填寫家庭出身時就不填寫本來的家庭成分，而改填為革命軍人或革命干部。
，但也可以同“紅五類”比美，我曾多次在大雨里，背著百斤杏子，極其小心地、十分緩慢地從高山上走下來，步行三四里路，回到村子里，雖然渾身淋得像落湯雞一樣，但沒有摔倒過一次，為此農(nóng)民多次表揚我，說我勞動好。
我們下鄉(xiāng)勞動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思想改造，為什么要改造？按照當時的說法，要使知識分子成為勞動者，而知識分子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所以要改造；當時提出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要興無滅資，即要興無產(chǎn)階級思想，滅資產(chǎn)階級思想，而知識分子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載體，所以要改造；當時提倡大公無私，據(jù)說知識分子是最自私的，所以要思想改造；據(jù)說工人、農(nóng)民思想是最干凈、最無私的，知識分子下鄉(xiāng)來就是要向他們學習。
自從走進北京大學以來，我在書本上看到的，在各級首長的報告里聽到的，在各種學習會上耳濡目染的，全是這樣的內(nèi)容，久而久之，也就相信了這一套理論。我們在鄉(xiāng)下搞的思想改造是認真的。我們的思想改造，第一，看勞動的表現(xiàn)如何？第二，看是否暴露思想，并作認真的自我批評？第三，對于出身于剝削階級的人來說，看你是否和家庭劃清了界線？第四，是否與黨的政策保持一致？第五，對“大躍進”的態(tài)度，是擁護，還是反對？等等。
在勞動之余，還要定期開學習會。在學習會上，一是談參加勞動以來的體會、收獲。二是暴露思想，主要是暴露自己的錯誤思想，讓別人批評。在學習會上都是要發(fā)言的，任何人都沒有不發(fā)言的自由。如果不發(fā)言，別人就會這樣或那樣地猜疑你。在那個年代，從好的方面說，不管是黨內(nèi)還是黨外，都敢于開展批評，好像不怕得罪人；從不好的方面說，那時候的批評都帶有“左”的味道，動不動就上綱上線，動不動就進行階級分析。那時候，我的思想是偏左的。因為，我身體好、勞動好，這方面無可挑剔；我各方面都積極，教學有一定的水平，無可指責；積極響應(yīng)黨的號召上山下鄉(xiāng)，堪稱積極分子；雖出身于剝削階級，但自信沒有什么政治歷史問題；從舊社會過來的青年人，雖然有一些毛病，但對黨沒有什么隱瞞。我偏左，反映在開展批評上，的確不太講情面，對人的要求過嚴，批評不講究方式。有一位女同志，是位黨員，對下來勞動鍛煉有點抵觸情緒，我就從黨性的高度批評了她，使她念念不忘，在幾十年以后，我們成了熟人，她看見我還說：“那時候，你可夠左了?！蔽以谌藗兊念^腦里留下了一個左的印象。還有一位男同志，可能是他的身體不好，也可能是他過去沒有參加過勞動，因此干勁不大，我沒有在會上批評過他，而是在個人談心時，向他提過意見，說他干勁不大。這次談心，也在他的腦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記，后來我們成了好朋友，他也曾說我那時候思想偏左。
還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個教師，性情不開朗，平時少言寡語。這可能是他的性格原本就如此。他的家庭情況我完全不了解，但就知道一件事，他的母親是一位小學教師，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在政治學習時，我曾經(jīng)向他提過這樣的意見，我說：“某某同志平時不愛說話，政治上不開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為你的母親被劃為右派，影響了你的情緒呢？你是你，你母親是你母親，不要把這件事當作包袱?！蔽以诎l(fā)言時，態(tài)度比較平和，語調(diào)也和緩，但沒有想到的是，我的發(fā)言深深地刺痛了他。據(jù)說在“文革”時期，他也受到了沖擊，他向他的上級單位交代思想說：“在58年下放時，陳哲夫的發(fā)言刺痛了我，當時，我真想用刀子捅他?！薄八娜藥汀北淮虻挂院?，這話傳到了我的耳中，使我感到震驚。我想自己當時的發(fā)言是溫和的，為什么竟會那樣刺痛他？后來我想通了，人們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社會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在此以前，我沒有受過什么打擊，而且很快就入了黨，在一切工作中都是積極分子，受到領(lǐng)導的信任，似乎只批評過別人，沒有受過別人的批評。而這位同志的母親才剛剛劃為右派，右派這頂帽子是異常沉重的，對任何一個家庭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變化。作為一個“右派”的兒子，所承受的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他為什么沉默寡言？是性格原就是如此，還是別有原因？我并不了解，我說出的那些話并沒有什么根據(jù)，還是套用階級分析方法的公式來分析他的行為。如果我的分析說對了，就等于說你對你母親被劃為右派不滿，所以才沉默寡言的，那是在他的創(chuàng)痛處又撒了一把鹽，他自然會感到刺激。如果我的分析不對，他的性格原本如此，我的分析就是強加于人，而且是在別人最敏感的問題上強加于人，自然會引起他的反感。這雖然都是大講階級斗爭年代發(fā)生的事，似乎情有可原，但個人也應(yīng)該吸取教訓，凡事都應(yīng)該設(shè)身處地地去想一想。古人荀況說：“與人善言，暖于布帛，傷人以言，深于矛戟?！?p class="Postil">《荀子·榮辱》。
這個教訓是應(yīng)該記取的。
在這個時期，還有兩件事是我永遠難以忘懷的。在下清水的工作中，我被分工管理右派。有一個右派，可能是從來沒有參加過勞動，他半擔水也挑不起來。一擔水大概有100斤，如果讓我挑，我可以勝任有余，他只挑了半擔，大概不到50斤，而走起路來，一搖三擺，樣子十分難看，就像豫劇《朝陽溝》中銀環(huán)剛下鄉(xiāng)時挑擔子那個樣子。我看到他那樣子，感到可笑，就不客氣地說：“某某，看你那個樣子！”他十分尷尬地說：“老陳同志，我過去沒有挑過擔子……”因為他是右派，當時是人下人，是弱勢群體，我才這樣嘲笑他，否則，我哪敢這樣嘲笑他？我欺負了一個弱者，今天想起來，感到有點汗顏。這位同志是北大人，他在以后的年代里，也沒有離開北大，我們還常常見面，他沒有嫉恨我，我們見了面，他還很親熱地同我打照呼?？晌倚睦飬s感到很慚愧，但事過境遷，也不便向他道歉了。
門頭溝區(qū)有兩個小學教師，一個年紀大一些，一個年輕一些，他們的名字我忘記了。他們倆被錯劃成右派后，也被送到下清水來，門頭溝區(qū)政府委托我們代為管理，他們倆也在我的管轄之下。那位年輕的比較聽話，從不發(fā)牢騷，在當時被認為是認罪態(tài)度好，改造態(tài)度好，因此，沒有人給過他什么難看，他的日子就好過一些。而那位年紀大的，對他自己被劃為右派，很不服氣，經(jīng)常發(fā)牢騷、說怪話，不斷有人把他的情況反映到工作組來，我分管右派，自然要由我來管一管。在當時的看法是，右派改造，首先是要認罪，如果不認罪，就說不上改造。當時，從上面?zhèn)飨碌穆曇?，右派的案不能翻。我對這個聲音的理解是，別的案可以翻，而只有右派的案不能翻。因此，我們認為，對那位年紀大的右派必須給予批判斗爭。由我出面對他組織了兩次批判會。這位教師堪稱為硬漢子，他對給予他的批判一句也不肯接受，他有時怒火中燒，像一只野獸，兩只眼睛似乎要噴出火來，叫人害怕，有時他又發(fā)出冷笑，似乎在譏笑批判者。對于他的這種強硬態(tài)度，我也實在沒有什么辦法來對付，不過我們?nèi)硕鄤荼?，對他呵斥一陣也就完了，實際上什么問題也沒有解決?，F(xiàn)在想起來，那位教師這樣一種表現(xiàn)，可能他被劃為右派是十分冤枉的，我覺得我很對不起那位教師。當時的所謂右派，也都是說了幾句領(lǐng)導人不喜歡聽的話，在民主國家里，根本不是什么問題，而在我們這里卻被看作是敵對分子。當我有了這種認識之后，感到十分悔恨。幾年以前，《光明日報》曾經(jīng)有過一次《永久的悔》的征文，我曾想就這件事寫一篇《永久的悔》的小文章，來檢討自己的錯誤，并對那位教師表示歉意，后來因為事情的羈絆，文章沒有寫成。十分可惜的是我不知道那位教師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住址，否則，我要到他的家里向他道歉。
我們是在最高領(lǐng)導的號召下，是在“大躍進”的號角鼓動下來到農(nóng)村的。我們多數(shù)人都是抱著“大躍進”的胸懷來鍛練的。來到農(nóng)村以后，在河北滿城、高陽、河間看到的熱烈場面還在我腦子里回蕩。不久，我們的上級領(lǐng)導到北京市委聽報告，報告說中國的糧食產(chǎn)量來了個“大躍進”，今年可收獲糧食一萬億斤，按照當時的人口，每人每年可得口糧1000多斤，同時還提出要在全國辦公共食堂，并宣布在全國范圍內(nèi)吃飯不要錢，就是說任何一個人在全國旅游、出差、行路，可以走到那里，吃在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樣，不必向誰付錢。聽到這些消息，我們都十分激動，共產(chǎn)主義社會真是到了眼前了，我們都意氣風發(fā)，摩拳擦掌，想大干一番。怎么大干呢？大家都出主意、想辦法，最后確定在這個小山村搞電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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